东方早报：所以在你身上，去农村，去当知青，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但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理想主义）的驱使去农村的。你对“理想主义”有质疑吗？
韩少功：人类肯定需要理想。但对理想主义运动，是需要质疑的。理想成为大规模的运动，成为一种主义，其实是一种“高仿”现象。知青运动就是典型，不是每个人都自觉地要去农村，但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你不行也得行，否则就会被排斥，受到威胁。这让很多人自以为是自觉地去农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高仿”。这里或多或少有虚假之处。但是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反而很怀念，认为高仿就高仿，有几分不太真实的温情和理想总比很真实的邪恶、恶俗要好一点吧。真让他们回到不能打麻将的时代，他们也受不了。
东方早报：那你怎么看这种怀念，比如对知青时代或者“文革”时代的怀念？
韩少功：我认为这种怀念很正常。很多人觉得，虚假的温暖也比赤裸裸的邪恶要好些。我对这种心情很理解，但我不满足的是，有些人就把这种“高仿”当作真理想，这是很幼稚的，甚至是某种自我掩饰，是不愿面对自己的怯懦。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人们也是在打小算盘和算计的，别以为那个时代就没有私心。所以，对怀念这个东西，我认为很正常，同时有自己的质疑。“高仿”的艺术品也是艺术品，但你要知道这就是“高仿”，别自我欺骗。
小说家不提供结论而是提问
东方早报：具体到你的知青写作中，很多评论认为，你笔下的知青写作，没有苦难和控诉，认为这不真实。你怎么看？
韩少功：控诉和苦难，很多人都写过。我重复别人的表达没有意思。人家说得多的，我少说点；人家说得少的，我多说一点。对知青，我既充满同情又有批评。我也听到一种观点，认为知青夸大了他们的苦难，如果和农民比较的话，他们的苦难就减低了。我提倡要以更多角度对知青写作进行研究，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这种不简单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某种自闭和自恋。1980年代的知青写作有很多诉苦的成分，也有很多是自我表功，但也有它们的价值，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但各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角度，我没有办法取代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没有办法取代我的角度。
东方早报：虽然你很早就涉及知青题材的写作，但《日夜书》应该是你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写知青，为什么会隔开那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