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在民间崛起，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与申奥过程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在保卫自己民族切身利益中显示自身的凝聚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思潮的激进趋势中，从一系列抵制日货、抵制韩货、抵制法货的激烈呼唤中，看到近代虚骄高调民族主义的某些不自觉表现。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会不自觉地在下一代中传承下来，《中国不高兴》一书之所以在出版后立即在民间畅销，也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心态有关。该书作者们也意识到这种民间的长期压抑的“扬眉吐气”心理是一种可动员的力量。该书认为“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着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决定中国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要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人们可以从《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以来这些激进网络议论中看到，与近代虚骄清流派何其相似。
中国人三十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一些民间的激进民族主义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看待国际问题？激进的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事实上，极左政治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虚骄与高调，与历史上近代清流民族主义有着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一种可以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民族主义，一种更温和，更理性，更具宽容心态的民族主义，将有可能取代近代以来的高调民族主义，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趋势。合作的加强会进一步使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向良性互动发展。但这个过程仍然任重道远，中国民族主义是否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向，仍然取决于社会文明进步过程是否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