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清流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士绅中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与态度。用清末义士唐才常的话来说，清末的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在泛道德主义民族主义者看来，选择是否进行战争，并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比较，也不考虑这场战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是根据正义、道德的信条来确定。清末的清流派士绅以高谈“主战”来体现其爱国的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战与不战，是体现政治上的道德与邪恶的试金石。只有勇于迎战列强，才是爱国，才是忠于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投降主义。至于战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否有胜算的可能，是其次的问题，甚至未必却并不在清流党人的考虑之中，而道德、忠于民族大义，才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在他们看来，战争成败的关键，并不是军事理性主义的世俗盘算，而是道德与人心是正，还是邪才是关键所在。中法战争中的张佩论、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主战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清流主义”的泛道德主义热情与民族大义的理念。
这样，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下形成的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中的清流党人的民族主义特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官绅阶级中，深受危机压力而产生的屈辱感，恰恰可以通过主战论的大言高论而得以“理由化”。这种泛道德主义态度与思维方式，已经无形中渗透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政治精英们的深层心理之中，对日本主战还是谈判，成为判断是非正邪的标准。这种清流民族主义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连慈禧太后也在这种清流民族主义的优势话语压力下，担心自己的统治失去道义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的态度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就与这种话语压力有关。在甲午战争以后，她曾告诉刘坤一，她之所以主战，就是因为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总体上看，却缺乏与日本决战的实际军事能力，洋务派的军事现代化效果很差，虽然海军吨位与日本相比似乎差距并不大，但实际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综合素质与实战能力与日本相差甚远。战前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方面军费不足，人才不够，还不足以言战，他预感到前景很不乐观，因此力主议和，但受到大言高论的清流派强烈攻击。在清流思潮占据话语霸权的气氛下，朝野官绅大多数主战，谁不主战，就有被朝野视为名教罪人的危险，李鸿章在朝中孤掌难鸣。从军事理性的角度与从长远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在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暂时避战，卧薪尝胆，以积极争取时间，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充满高调虚骄的舆论气氛下，这种选择已经完全不可能。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滑铁卢”之战，是中国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场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赔了二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四十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四年的收入的总和。日本藉此巨款，一变而为东亚强国。而中国从此则陷入由贫而弱，由弱而贫的恶性循环。此后，庚子事变后中国对日赔款，两场战争赔款总计达九十亿美元，中国财政状况从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战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这一屏障，而且，朝鲜从此成为对华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间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此前曾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受西方势力步步进逼的地位，两国有共同的命运而且唇齿相依，希望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各国。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惨，连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强硬派对华侵略所获的大利中尝到甜头与鼓舞。在日本强硬派看来，既然中国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如根据国际通行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当作瓜分对象。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从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种的文化母国，一变而为可供扑食的“技穷的黔驴”，这种观念的大转变，就起始于是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国内充满对华侵略的好战气氛，日本广大国民对华态度也发生重大逆转，此后的日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危险的敌国。由此影响了一百年中国民族的命运，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894年到1900年这六年，连西方人也认为中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此前，英国的当政者在天津条件之后，基本上还是把中国作为外交上的“正常”国家来对待，试图通过通商贸易来实现本国的商业利益。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与日本一样，突然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无能，从此便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实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优厚的战争赔款，那么西方各国也完全可以把中国当作任人斩割的印度一样看待。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从此激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合作政策转变为瓜分政策。它们步日本后尘积极参与对中国侵夺，尤其是德国与俄国这些后起的殖民主义帝国他们的表现特别亢奋。
从此，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民族危机时代，也开启了我们民族二十世纪苦难的命运经历。中国陷入亡国的重大民族危机，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所有这一切，都与清流党为代表的高调而又虚骄的“大国”优越感、泛道德主义大言高论、群体信息的贫乏而形成的激进思维的同质性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危机时代形成一种虚骄的激进的强势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