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高调民族主义的特点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在面临近代以来更强大的西方挑战，并陷入深刻民族危机以后，它所为一种不定型的，具有群体性心理基础的社会心态，聚合在集体无意识中，不自觉的但持续影响人们行为选择。人们并不一定理性地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却受着它的支配与左右。构成中国的特殊民族主义的有以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一种虚幻的大国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但自近代以来，作为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弱国，然而，一种由于“人多势重”而产生的大众心理感受，会油然而生成一种“众志成城”的群体幻觉。在这种社会同质气氛中，这种由集体幻觉而生的“大国即强国”的心理感受，很容易演变为支持强硬激进立场以维护民族利益的理由。清流党人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种虚幻的大国感的潜意识，北伐成功以后的中国国民，在长期遭受挫折屈辱之后，一旦国家统一，在这种虚幻的大国感的潜意识支配下，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愤无所泄的精神压抑状态，一变而为高调的、亢奋的、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在这种同质性的情绪化的气氛与精神状态下，由于国人彼此遭遇相同，形成一种广场效应，国力的强弱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中国对外保持强势抗争姿态的同时，内部却处于政局动荡不安的危机状态。外交部长王正廷英国进行废约谈判的1929年到30年，正是国民党内部党争、兵争迭起时期。即使王正廷在南京谈判期间，他甚至就明言他本人很可能成为叛军石友三的俘虏。中原大战期间，蒋阎冯大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40万。事实上，战乱的条件下的高调激昂的外交激进政策，不得不由于国内政局不稳，从单方面的“强力废约”退了下来。
其次，高调民族主义的思维特点是泛道德主义，什么叫泛道德主义？就是把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作道德伦理的标准来判断。泛道德主义就是把不应该用道德来判断的问题，对战与不战的选择，不是根据军事条件是否成熟来判断，而是简单地看作是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把道德伦理标准泛化。它与中国历史上的清流党，中法战争中的张佩伦，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在思维结构与价值结构上具有同构性，这种泛道德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道统观有密切关联。它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由此产生的观念就是，道德判断干预了军事政治选择。一不主战，天下共诛之，凡是主战者，就是道德的，不主战者，就是“投降主义”、“汉奸”或“卖国者”。
泛道德民族主义最大的力量在于激情，然而，道德激情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从道德至高点来团结聚合人心，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务实的理性思考，它会排斥理性功效判断基础上的合理的军事与政治选择。它的激情性格却又很容易在大众中形成感召力并取得话语霸权。
与泛道德主义相对应的是军事理性主义，军事理性主义，是世俗理性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全理性，排除了道德、信仰、宗教教义的干扰，直接诉诸于功效考量。以寻求最能实现民族利益的解决方式。这是一种世俗的理性在民族利益上的表现。军事理性主义，就是超越道德判断，从采取什么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利益的角度，从功效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战争成本、效益、风险与利害考量，不打无准备之战，军事理性主义主张在军事问题上，要知己知彼，要根据强弱实力对比来确定相应战略。
第三，信息的同质性，由于同样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中国人对事物判断的信息相当有限，而且同质化，同样的贫乏的信息下。人们由此推论资源是同质的，于是这种泛道德主义民族主义就会形成一种磁场效应。处于这一场域中的人们，同质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强化了原有的观念。构成中国近代承受西方挑战以后的民族主义的特点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以上这三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