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国初年的高调民族主义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再次重新统一，民众也由于爱国激情而显得充满力量，但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弱国。当时的相当一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人们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既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今又统一了，于是油然产生自我放大的、“国力强大”的主观感受。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交炽着要把长期所受屈辱一扫而光的深层心理，油然而生，人们心中充满了一种虚幻的大国感。对于我们一个在文化上曾经有着历史上传统的优越感，而在近代深受屈辱的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油然而生。
日本在袁世凯当政时，曾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社会上可以说充满对对日本侵略野心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社会上流传着“咱们中国人每人吐一口水都得把小日本淹死”，可以说就是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再次体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国人中有着广泛的表现。对于新生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源是民族主义，亢奋的高调民族主义，在新生的国民政府看来，无疑是“民气可用”、政府可以把它作为巩固自身权威合法性的重要精神资源。民间力量与国民政府的力量两者相互激荡。高亢的民族主义热情在政府与民间相互激荡。但国家实力却不能与之相应的发展。
国民政府统一以后初期的“革命外交”申张了中国主权，但确实也存在着高调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代表的“革命外交”，其宗旨是在短时间内单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关税自主，收回海关，收回法权，并将进一步收回租界铁路及其他权利。王正廷在30年底给英国的备忘录中声明，要求在在31年2月前中国决定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他声明，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即使全世界为此与中国宣战，中国人也可应付并达到目的，“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此前，1929年7月强硬派政友会田中内阁辞职后，稳健派滨口雄幸组阁，外长由币原担任，币原外交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现状抱同情态度，愿意放松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的政策，等等。但“革命外交”理念支配下的王正廷拒绝对日本文官稳健派的作任何谈判上的让步。此时的日本相对开明的文官政府已经越来越受到对外扩张的强硬派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当时，日本执行币原对华协调政策的谈判代表佐分利贞男，在内外压力下自杀，王正廷曾在事后收到佐氏的极机密遗书，信中再三告诫王氏，如果中国不让步，必将引起日本舆论界反感，信中还特别提到，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强硬派会采取最后手段对华战争，这可能导致中日两国更大的不幸。
一方面，是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民众与精英中又由于国家统一，而油然而生一种异乎寻常的自信。虽然，中国积弱多年，国力还远没有真正强大起来，然而，由于是中国是大国，由于“规模效应”而产生的自信心。高调者会在民众中获得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民族英雄与民族利益的坚定保卫者。这又会进一步让一些机会主义者为了获得民众支持拥护，新生国民党政权也渴求得到政权合法性，而强化了民族主义对外抗争的高调性。在当时，高调民族主义如此强列，即使被学者认为是“革命外交”中的王正廷这样的“温和派”，由于在谈判中作出若干妥协，仍然被舆论批评为“卖国贼”、“旧官僚头脑”。
高调民族主义对于列强压境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般而言，小国的国民由于没有规模效应这样的底气，因而总是比较谦虚，比较务实，比较低调务实，根据国力来决定对外交涉的态度与底线。相反，大国则不然，高调的民族主义者往往会使国人超越自己的实际能力，在维护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去作出拔苗助长的、先声夺人的方式来申张自己的主张。1929年7月有，南京国民党政府支持张学良强力收回苏联实际控制的中东铁路，引起中苏之战而张学良军惨败，苏军占领满洲里与海拉尔，中国在国际上威望大损，也间接引起日本军阀如法泡制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可以说滥用“革命外交”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王正廷以革命外交应对英法时，似乎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问题。由于英法在一战后国力走向衰落，而且远在欧洲，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对于继续维持遥远的中国的既得利益力有所不足，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又进一步受高调派受到鼓舞，并进而以同样的方式来对日交涉。此时，这种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强硬派的反弹。但日本却并不准备像英国这样做。日本近在中国邻居，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正处于发酵时期，中国的革命外交，恰恰使日本强硬派势力进一步受到刺激，他们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牺牲了十万人的生命，数十亿日元的重大牺牲，好不容易从俄国虎口中为中国夺回东北，战后日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益与补偿，只得了南满铁路二十四年的租借权，这样利权又要被中国新政权以“革命外交”的方式单方面废止，他们认为，“中国这种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的民族主义举动，使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获得的满洲铁路，旅顺与大连，全部成了革命的对象”。加上张学良对东北日中民间之间大量悬案并没有效处理，中国的“革命外交”，使日本文官政府的稳健派失语，并进一步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军国主义者形成相互强化的效应。
北伐统一以后国人中的高调民族主义发展膨胀的步伐，却远远快过国力经济的发展，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间形成正反馈的相互强化与互动，日本强硬的扩张派利用中国国内的高调民族主义大做文章，使日本国内的舆论越来越支持强硬派的对华态度，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自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激进分子暗杀以后，在对日本态度上表现得最激烈也最为高调的张学良，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作任何抵抗，而将军队退回关内，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军国主义强硬派得寸进尺的野心。使力求在国际规则范围内保持中日关系的日本文官温和派失语，国民政府也因中国军事力量无法与日本对战，而屈曲求全，中国的苦难由此而步步加深。
直到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才意识到中国的弱国背景，逐渐放弃了“革命外交时期”的高调的民族主义，当政者从现实利益与本身地位考虑，在态度上走向对日本立场的妥协与内敛。但已经为时己晚，由高调的虚骄民族主义引发的灾难却刚刚开始。
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前，一些失意的政客为继续显示其高调风格，中原大战后失败的冯玉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九一八以后，他的清流式的大言高论在军事上毫无价值，但却在民间赢得民族主义立场坚定的美名。当时能认识到高调激进民族主义危害性的国人很少。近代以来中国每逢危机时刻，高调的清流党人的民族主义的大言好论总能使他们在国人中赢得一片叫好。
从抗日战争本身角度来看，蒋介石在没有达到最低准备基础的条件下，在强大的的主战压力下仓促决定八一三松沪会战，并因此而进入八年抗战的。此时，国民政府连最低限度的作战准备都没有完成，上海战役的惨败，中国军队在上海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事战斗力，从上海撤军到无锡的一路上，连原先用来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军事设施的钥匙都找不到，这样一些比比皆是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出中国国民政府进入战争是何等的仓促。淞沪战败后，以后八年战争中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直到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胜利，才使中国摆脱困境。中日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用惨烈两字来概括，中国人是以血肉之躯来构筑自己的战争长城。再形象不过地表达了中国抗战的悲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