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十八年，严复对康有为的变法作出过相当严峻的批评。他认为，“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消遥海外，……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则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严复曾在戊戌变法后写下同情变法志士的著名诗篇，他在感情上无疑是十分同情被处死的“戊戌六君子”的，然而，正是这位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对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却作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关于这一点，人们是并不难以理解的。
新浪历史：您怎么看戊戌变法的历史功过？
从总体上来说，戊戌变法是在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其臣民中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皇帝国的权威资源，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一场变革运动。
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新浪历史：在充满政治浪漫的当下，失去的戊戌变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萧功秦：长期以来，在研究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人们一般总是用以下这些理由来为变法运动的失败进行辩解，例如，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变法派力量过于弱小，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广大官员对变法不支持，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因素，与其说，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一场改革必须预先考虑的前提条件。
正如人们分析一个泅水者被淹死的原因时，人们不能说，他的死因是由于水会淹死人，而应该具体地分析这个人的泅水能力是否足以克服“水会淹死人”这一泅水约束条件。正如保守派强大，慈禧太后掌有实权，这些客观事实，乃是戊戌变法派人士要使变法成功，就必须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一样。
多年以来，人们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保守派责任的追究与道德声讨上，而较少对变法派本身的政治行为与决策上的失误进行反省。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思考，由此得出的结论则自然是，由于在一个过于僵化的保守制度下，变法从根本上难以实现，所以中国只有通过革命的暴力来扫除旧势力，重建新秩序。
这种思路所造成的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会导致人们形成这样一种思维误区，即认定，在中国传统专制政体下，由于保守势力特别顽固，由于改革派受到保守派的压力过于强大，所以，在中国集权体制下进行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甚至认为，在中国，“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而解决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问题，只有通过大刀阔斧地、毕其功于一役地“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于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那种激进主义思维模式，反而进一步又成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待变革问题的前提与出发点。
可以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革者们不顾客观条件而作出的激进的政治选择，在现实中一旦遭到失败，其结果又会再次重复与戊戌变法同样的命运，而失败的人们又会进一步强化原有的“中国改革悲观论”的思维定势。于是，中国人在面对变革问题时，便会周而复始地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应验”的“陷阱”。并造就了一种在变革问题上的宿命主义与悲观政治哲学。
对于一个生活于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不应该是继续简单地把这些改革发起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的对象，而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失败悲剧形成的主观因素，这也许是对于当代人从事新的变革事业所具有的最切实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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