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各级官员自愿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这种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开始出现态度上的新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的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
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
新浪历史：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一句名言：“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想问题，要比了解他们怎样行动更为重要。”以往研究戊戌变法的学者往往局限于从保守派对改革事业的抵制与阻挠，来考察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较少注意到改革者本身思想与受思想支配的政治战略本身的合理性。您能谈谈变法人士的心态，以及变法者对变法战略的思考方式吗？
萧功秦：一八九八年的变法运动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传统官僚集权制的客观制约条件，要求变革者必须采取渐进的、化整为零的、相对平缓、相对隐蔽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只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使人数众多的旧式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致于在变法者推进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时，形成反对改革严重阻力。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政治与文化结构对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的惰性，由于这种惰性所导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予变革者的巨大心理刺激，甲午战争以后崛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改革派人士，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其亢奋性与焦灼感，正是这些非理性层面的心态因素，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也正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
于是，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现实改革条件所要求的渐进性，与改革派的心态与思维模式的激进性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对于戊戌变法的结局无疑将具有严重的影响。谈变法人士：心态不够成熟，战略过于激进。
新浪历史：这里的求变心态，具体指的什么？
萧功秦：它具体指的是变革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氛围条件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它包括变革者群体所共有的思维倾向性、心理特征、观念与价值态度，此外，它还包括人们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时，所特有的情感状态与情感表达方式。这些因素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相对稳定的“意识－心理结构”。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深层的意识-心理结构，未必是变革者自己在理性层面自觉地意识到的，它也并不具有明显的理论逻辑性，但它却能在变革者的言论与政治行为中体现出来。心态是一种心理事实，它制约着人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并内在地制约着那些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革者们，使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来对待现实，并作出相应的政治选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支配戊戌变法派人士的激进的求变心态的基本特征，对于认识这种心态与变革者所面对的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对于认识这一激进的变法运动的政治选择及其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浪历史：变法派人士的激进心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萧功秦：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与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这五个方面的特点。
戊戌变法人士心态的第一个特点，是一种“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愤世情结”，这是一种孤芳自赏地与整体相对抗的、充满悲愤之情的心态。多数戊戌变法志士都有一种精英主义者的孤独感与愤世感，而在康有为与谭嗣同身上，则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康有为身上，这种愤世感更多地是与一种恃才傲物的才子气相结合，而在谭嗣同身上，这种愤世感则与一种悲剧式的诗情性格相联系。
造成这种“愤世主义”情结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道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压抑感。
这种愤激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与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同样的情绪化的反应。双方之间的情绪化的互动，往往会成为一种惯性。这是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