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先声夺人。
首先，与土耳其的基马尔相反，戊戌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
其次，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这样做表面似乎相当合理：大誓群臣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皇帝的权威，以形成一种对保守派官僚的政治威慑力，并可以籍此树立变革国策的合法性。然而，在光绪皇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其结果是，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的余地。
自爱者，康有为提出建立以改革派集中的“对策所”和“制度局”作为改革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存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进行不动声色的“旧瓶装新洒”式的渐进的改造，这种公然另起炉灶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传统体制内核心地位的官员，视为政治上必须加以排斥的对象。并使军机大臣这样一些传统官僚中的核心人物，产生对立情绪与警惧心理。这些潜在的反对者将会因为自己的原有利益受到“新进人士”的公然威胁，而向保守派方向靠近。
新浪历史：“变无迟缓，要在当可”。在先声夺人之后，变法人士又是怎么处理这个改革进度的？
萧功秦：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皇帝在103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材、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实施可能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
而且，在改革产生的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这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则会使那些原有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于反对派一边。
尤其像科举制度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们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作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士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当时据称就有直隶士绅出于怨忿而扬言准备对康有为行刺。虽然康有为与梁启超可以以无畏的气概认定，为了民族的前途，改革者无须考虑士人中的这种反对情绪。谈维新的成败启示：改革需要政治成熟，因为维新失败容易走向革命
新浪历史：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康有为政治不成熟，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萧功秦：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何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果能弃此“荒远”之地，可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得个好价钱。有了这些钱，那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出建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
这里，还可以提及是的康有为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换西服的“改革”建议，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变矣”这一奏折呈上后，光绪帝正欲照行，由于刚毅力争而中止。这种变法设想完全不考虑到中国的客观条件与国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至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康有为，到了变法失败以后，事后也承认这种好高鹜远的空想主张“实为巨谬”。康有为回忆这一点时曾感叹到，“如果全国的人都穿了西装，那农村织机人还能从那儿挣钱生活？”
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议是“听沿海口岸准用孔子纪年”，“以衍圣公为孔教会长，听天下人入会。”在传统政治秩序下进行变革，这种做法同样是犯忌的。因为光绪年号是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以孔子纪年，则历来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反抗运动的传统做法，它无疑会引起满清权贵与王朝效忠者们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为这样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谋求恢复汉族统治的险恶用心？而康有为当年在民间讲学时就有过反清统治的“前科”，这一主张，更使反对派认定自己的这种猜忌是有根据的。
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对变法中的经济问题的建议，来看出这位过于自信的变法设计者的轻率与无知。康有为在建议统筹全局，举办新政的奏议中，认为，举办各项内政须用银一亿两，练兵一百万，须用银一亿两，创建海军，须用银一亿两，此外分筑三大铁路，共须用银三亿两。以上各项合计须用银六亿两。康有为建议，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这样一笔巨额资金。在这以前，清政府曾发行过昭信股票一亿两，而事实上却极少有人愿认购。而康有为却认为，一亿两公债额还太少，力持不可。六亿两的公债，按中国当时国情又如何可能筹集？退而言之，即使筹集到六亿两的资金来进行各项改革，当时政府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亿两，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后代的人们固然不应对中国变法的先驱者的变革努力，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然而，人们可以从戊戌变法派人士在对变法问题上所发表的政见中，从他们为中国变法所作的战略设计中，可以更为具体地认识到，由康有为这样的书生政治家来主持复杂而艰巨的变法大业，其失败就决不是偶然的，尽管人们并不怀疑疑康有为与他的青年同志们在道德上的真诚与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