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态的第二个特点是，变革者认定，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
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度危急的情况下，“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只有急剧的、快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戊戌变法人士认为，一切渐进的、缓和的变革，已经是“远水不救近火”，无济于事。杨深秀所说的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犹恐不及”。可以说是这种求变心态的典型表述。
新浪历史：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难免会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从而忽视变革成功所须认真考虑的客观条件。
萧功秦：戊戌变法心态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传统的“断裂性”。戊戌变法派人士认为，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小变”。最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皇帝第五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应顺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戊戌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以排斥这种传统的连续性作为改革的出发点。
戊戌变法人士心态的第四个特点是，变法派认为，变革与保守势力是“新旧水火不容”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
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既然“旧物”已经被证明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顽固地坚持保守旧物，只能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腐败。他们把新旧之争，归结为“正邪之争”。
事实上，并非所有反对激进的改革的官员均是由于道德上的“邪恶”，许多人反对激进的变革，乃是因为，他们与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变法派在观念上，在对改革效果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戊戌人士的这种“新旧水火不容论”的态度，有可能使变法精英们孤芳自赏地把所有反对自己或不同意自己的政治观念的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实际上是温和的稳健派或中间派）都视为反对改革的“旧派”或“敌人”来加以定位，并把不妥协地与所有“旧派”的斗争视为争取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维新派人士的求变心态的第五个特点，是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例如，康有为在受光绪皇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这一断言最为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简单化的乐观心态。
康有为所表现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所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新浪历史：一八九八年春夏之交，在中国面临的进一步的外部危机的压力下，年青的光绪皇帝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更具现代化意识的少壮派的知识精英，结合成为以变法为已任的特殊政治势力。这里面，君与臣都很年轻，这种激进变革势力是怎么形成的？
萧功秦：在清朝历史上，一个皇帝越过一大批位尊爵显的老臣，直接与一批未经官场历练的青年士绅与下层官员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在戊戌变法以前的大清帝国历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在这一政治势力中，光绪皇帝提供了政治运作所必须的权威合法性资源，而康有为等变派志士则提供了进行改革的理念、计划、兰图与策略设计。
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派人士，在当时只是一些布衣之士。为什么他们能冲破官僚层的重重障碍，取得光绪皇帝的信任，成为光绪皇帝变革的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他们对皇帝的魅力何在？
康有为这些少壮的变法派之所以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或中央有过丰富的从政经验或在吏治方面有过出色的政绩，而是他们有相当敏锐的危机感，他们有政治激情与、血性与锋芒毕露的大胆直言。变法派人士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对国际事物的了解和观察能力，也比确实比洋务派人士更进了一步。
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政治魅力，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能够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上，向皇帝展示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将给国家与民族、对清王朝本身和对皇帝本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以一种形象的方式，把皇帝本身的安危、对社稷的责任与当今中国正面临的危险联系在一起。
新浪历史：从传统主权国家进行制度创新的这一历史前提而言，构成新的改革势力的这两部分人，均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缺陷。您怎么看变法人士的战略问题？
萧功秦：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官僚集权制条件下进行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少数先进的改革精英与多数相对保守的官僚的对峙。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改革的策划者，在改革伊始阶段，必须尽可能地在多数人能够赞同、理解或持中立态度的领域进行变革。这样做就可以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
其次，改革派在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来建立权力基础，并力求在改革一开始就使当时最高权势者慈禧太后保持至少是中立的态度。而决不应采取可能激化两宫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的做法。这一点对于减少政治阻力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康有为等改革派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上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