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8月22日晚到23日凌晨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先看事发前的背景。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21人。11日和12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使事态进一步扩大。15日，我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进行干预。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称：“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
几天后香港发生了九龙暴动并再遭镇压。6月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在香港“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英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反映，我外交部于22日宣布取消英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限令其人员于48小时内离开上海。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骚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了狂轰滥炸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当时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5.23冲突”消息时，采取了有违新闻道德的不光彩手段，故意耸人听闻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还冠以“血腥大屠杀”的醒目标题大肆渲染。实际那次暴力冲突只死了一人。这无异是在号召国人采取行动去解放香港。
7月初，深圳沙头角地区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与闻讯赶来的港英警察发生冲突，我方一人被打死。后驻守边防的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火力压在稻田无法返回。中国边防部队经请示军委和外交部批准参战。在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时，打死多名港英防暴警察和军人（有参与指挥的军官回忆说是42人）。
最终事件的爆发点是在8月中旬香港九龙又发生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上。港英政府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进行镇压，逮捕了抗议的工人代表。香港一些亲大陆报纸报道了这场冲突事件，鼓动香港民众起来造反。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香港《夜报》、《田丰报》和《新午报》3家报馆，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和《大公报》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8月20日，我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强烈抗议照会，限令在48小时内撤消对3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3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还有“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
8月22日晚，“最后通牒”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了数万群众在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以外语学院、外交部为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于22时40分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防线，约千人从西墙、北墙、正门三面冲进代办处，肆意冲砸各类器物，并放火焚烧东、西院楼，致使9辆汽车及卧室、档案、车房、油库等房屋，还打伤多名英国代办处工作人员。整个现场局势完全失控，高音喇叭多次广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指示，命令肇事者撤出英国驻华代办处，可现场国人发飙拉不住了，直到23日凌晨累得精疲力竭，才悻悻撤离现场。
据后来的英国驻华的外交代办处职员魏思敦爵士回忆：当时英方有23 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他们每个人都因遭到人身攻击而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其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霍布森。“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而一些曾参加这起事件的学生事后感到后悔。有的学生质疑说，“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做错了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个谜”。
8月23号，官方最大党报《人民日报》却继续鼓吹“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