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我国的外交政策最依附“冷战思维”。新中国建立后，与我国建交的国家，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几个兄弟国家外，其余大都是第三世界（当时称不结盟国家）的穷国小国。“韩战”结束后，相继经历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付蒋家“反攻大陆”和“援越抗美”等。那时我国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时台湾占据），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除了与有影响的戴高乐法国正式建交外，其余“列强”也都空白。五十年代“万隆会议”后，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结盟国家所接受，我们与当时同为“不结盟国家”的印度、印尼等有影响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但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因各方的分化刺激了多起事件发生，最终导致我们与这些国家抓破了脸成了敌对国。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六十年代前后也为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和建设项目、中苏两党因“国际共运总路线”严重分歧大打“口水战”，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兄弟国家”也大都倾向苏联反对我国统统成了“现代修正主义”。外加国人又历经天灾人祸的所谓“低标准”时期，我国相对正处在一个低潮阶段。不过这丝毫没有浇灭国人的“阶级斗争”意识统帅下的亢奋、“勒紧裤腰带”的“立足祖国放眼世界”豪情。于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气量，也就成了我们的民族大无畏精神。
此刻，我国外交部“造反派”与“保皇派”夺权夺利，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横遭批斗基本靠边站了，大多副部长、司长被打倒；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工作不能正常运行；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也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参加的国际组织名存实亡，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外界各“造反派”成立了“批陈联络站”冲击外事口，“中央文革”一些成员凭借掌控的舆论和权力，极力插手和干扰外交工作，鼓动外事口“造反派”夺权。在对外交往中，这些人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时代”，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不顾内外有别原则多次发生践踏他国规则的野蛮做法，采取强加于人简单粗暴或大国沙文主义的轻蔑举动，公开支持各国的极左组织反对当国政府等过激行为，引起了被干涉国的强烈反感。
当时外事口的“造反派”污蔑我国外交政策是“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否定我国那点取之不易的可怜成果，把原本就不咋地的外交关系搅得更糟。到了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央高层一度失去对外交的控制大权，以致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北京使馆区4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涉外事件，即“三砸一烧”。
所谓的“三砸一烧”事件，除了最有名的北京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外，还包括先前发生的三起冲击外国使馆事件，即打砸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大使馆。“三砸”之所以为国人所鲜知，是因为相对“一烧”的严重后果影响小些罢了。
一，6月18日发生打砸印度驻华大使馆事件
1967年6月初，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三等秘书维杰，擅自闯入北京西郊军事基地，偷拍军事设施被当地值勤人员发现，偷拍的胶卷被当场查获。6月13日，北京高法院判决其间谍罪随即被我驱逐出境，并宣布印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3天内离境。而印度作为报复，随即也驱逐了我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陈鲁直和三等秘书谢承浩，
6月14日，印度新德里数百名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焚烧中国国旗，捣毁使馆办公楼，烧毁两辆汽车，还将8名中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消息传到国内人们十分气愤，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袭馆暴行向印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到印度驻华使馆门前抗议示威。由于事先作了严密防范措施，抗议人群未能冲入使馆院内实施报复，更没有出现印使馆人员被殴打，只是位于东交民巷的印度使馆沿街的几扇窗户玻璃被飞石打碎。
随后中印两关关系再度紧张。9月11日至14日，中印军队在中锡边界的乃堆拉山口处发生了局部的战斗，双方各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人民日报》9月12日发了《我国最严重抗议印度反动派武装侵略》文章予以抨击。最终双方自动停火。
我记得很清楚，六十年代中期，我国著名宗教和诗人赵朴初曾写过一段《哭三尼》三段散曲。“三尼”是特指1963年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1964年下台的苏共党魁尼基塔·赫鲁晓夫和1964年去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我与同学还上台演过这个唱令的“双簧”。我们反对和丑化这三个领导人，分别代表“敌视我国”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头面人物，可见我们当年与国际上三大势力都水火不相容的唯我独革唯我正确。其实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倾向还是偏左的，而且始终在联大支持我国恢复席位的努力，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
1967年尼赫鲁虽早已去世3年，为什么我们仍要反对印度？按我当年的分析，一则印度是苏联在不结盟国家内的“亲密伙伴”，一直受苏联援助和青睐；二则在五十年代末期印度政府“支持西藏达赖集团的反革命叛乱”，六十年代初期又为争夺历史上有争议的“非法麦克马洪线”对华发动战争。这种积怨在“非白即黑”僵化意识下，印度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了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南包围”的一块心病。尼赫鲁的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民选继承其制定的既定方针，对华关系依旧没有很大改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反对和警惕印度、支持巴基斯坦与之抗衡的重要原因。其实中印两个亚洲大国有着类似的屈辱史和国情特色，用毛泽东几年后的话说，就是“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样吵下去”。如今看来，经济崛起的印度又成了我们的强劲竞赛对手，它的许多东西如教育、软件等甚至走在了我们前头，这使得我们对阿三的心态一直很复杂很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