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就这么干了？
答：这要取决于你能不能够建立起你的风格。摄影是不理性的，比如张艺谋拍电影的时候，你拿相机去照他，他也可能让人把你赶走？这个东西见仁见智，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拍徐静蕾的时候，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师范学校的宿舍里，那天她第一次拍电视剧，那天早上，就是这个状态里面，我抓拍下了她的准备工作的模样。
问：你如何把握这样的人物肖像？
答：我不止拍一张，没有人有这自信。我会和这个人互动，不断地拍他，拍完的时候，我在光台上说这个人是我认为的他吗？还是那个更表现他？我不喜欢老照片这个词，因为任何图片一按下快门就已经是老照片了，所以我多年之后或者一个星期之后去编辑，这个被拍人是名人也好是煤矿工人也好，我再去看我所抓的这些脸孔里面，哪一个是更能表现这个人物的画面。
我一直都跟人说，我不是一个录音机，如果我是录音机那就好办了。当然，拍完以后我要看，不可能我拍一张就走，而是我跟这个人认识的过程之中，把他的感觉找出来，这个东西一定要。
问：有没有被拍的人看完片子后说这不是他？
答：有，苏芒就给了我很多的难题，但是所有人一看照片就说这个是特别的苏芒。在消费性杂志中，她是有代表性的人。我去拍她的时候，她有很多不自然的动作，但是我一直拍一直拍。我去拍任何一个场合，都不是拍一次，我会去好几次。
我不是要讨好一个人，而是他代表着中国的一个声音。我们去听美国的声音，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去到德国，它也有很多的声音，那么中国的声音在哪里？这些人都是。我去拍范冰冰（刘香成拍下了摄影师陈曼拍范冰冰的情景）的时候，我跟陈曼说不要化妆，她也同意，她来了就没化妆，她甚至不认识我。
在很多这样的过程你才能画出个性。你去看摄影，不考虑到它的独特性的时候，你经常就会有种感觉，很多东西其实是文字在说，它回避了摄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做什么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大卫·霍克尼去年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绘画起初就是一个记录，教堂里面的绘画都是记录，到了摄影，摄影是从绘画里面走出来，但是现在的Photo-shop其实又把摄影放回绘画里。东方的画都是平的，没有景深，没有观点，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有观点），这是我对摄影的理解。
现在的人谈摄影也有一种追风，就说现在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会搞很多这种东西。但是要说概念摄影的话，某种程度上，新华社老早就这么做了，那是政治的概念摄影。但是你看美国，他们不会在今天纪念戴安·阿勃丝、明天纪念安妮·莱博维茨、后天纪念辛蒂·雪曼的时候，就不认前面的东西。中国有时候追风追得成了怪象，因为马上就说一个东西不时尚了，但是你要明白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新华社已经做得很多，已经做了若干年的。
问：在早期的作品中，你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把中国人很日常的生活拍摄出政治性，那现在拍的东西就比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
答：不是我把它拍得很政治性，而是那个时候的生活高度政治化，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我的感觉就已经有了。我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回来观察，我会觉得生活里这种内涵的东西是我能够看到的，我绝对不相信马克·吕布可以看得到，他的东西更多的是三面红旗、样板的东西，但是去拍一个人日常关系里的政治，他就离得远一点。
问：比较当代的主题就不是那么政治，就比较个人主义了？
答：因为中国已经离开了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间，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子，很多东西不是你一定要觉得你有什么东西，有意地去做这个做那个，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观看，就是把你的观察放在与潮流、时代一起，那你观察的东西就有时代的代表性，不然的话它就没有代表性。你今天打开报纸，打开报刊杂志，这不就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社会吗？这不是我说了就算。前三十年你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在集体化的时候，一个人跳出来就被打下去，现在则庆祝个性。
（本文所有图片均选自刘香成《中国梦》，后浪出版公司授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