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著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它生存的时代，总还是为它提供了一些制度保障，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诟病，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李纯青在回忆《大公报》的经历时曾提及此事，他说，胡政之曾对人讲，国大开幕前，蒋介石召见他，当时傅斯年在座，蒋当时很不高兴，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去会上签了个名，然后就回了上海，再没有开会。因为当时中共和民盟都决定不参加，所以对于参加了会议的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向都很反感。关于此事，四十年代，周恩来在延安还有一个说法："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士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无有销路……"（《周恩来选集》上卷260页）人在历史中总是有矛盾的，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了解之同情"。对胡政之来说，他是一个民间报纸的代表，他首要的是对公正的舆论负责，他要保持一个民间报纸的独立性，在一个政治并不十分清明的时代里，他的选择是很为难的，他虽然没有开会，但他选择了参加，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他的选择，可以批评，但有两个事实是我们要尊重的：第一，《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纸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里是始终是得到承认的，国共两面它都骂过，但也都说过他们的好话，它也受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苦，但这张报纸还是活下来了；第二，胡政之在1946年的选择，不能以对蒋介石的评价为判断依据，因为蒋也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历史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作结论的，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能对无党派人士保持相当的尊重，这是一个人的优点还是缺点？是民主风度还是独裁作风？
胡政之还以无党派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过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而力主代表团应有中共代表的，一个是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另一个就是胡政之，他们都提议由董必武来参加，名单公布后，周恩来也认为是公平的。据说胡政之临终前曾对费彝民说过；"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有什么样问题，可以去找他。"不过，胡政之死了以后，谁也救不了《大公报》，因为它的时代结束了，以后是《新华日报》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