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胡适对于《大公报》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胡适一生对言论自由（主要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报》身上，胡适有一种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悦，《大公报》体现了胡适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和理想。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辞别人世，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比如徐铸成先生，都认为他的结局是悲凉的，因为胡政之去世后，有一些家庭纠纷。不过，对于《大公报》的同人来说，他们却另有感触，胡先生的离去，可能是一种不详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大公报》已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还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五十年代初，王芸生率《大公报》同人为胡政之扫墓，不过一年时间，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人的眼里已满是忧虑了，他们在担心什么？死去的《大公报》时代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大公报》的阴影已罩在他们心中，他们在给胡政之扫墓，更是在给《大公报》扫墓。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在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并没有做到，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总不能拿没有东西的，来打有东西的。
胡政之去世的时候，当年《大公报》三巨头，张季鸾已在1941年去世，吴鼎昌早已离开了《大公报》，胡政之在当年的三巨头中，是以"经营"著称的，那时人们都说《大公报》是张季鸾的笔，吴鼎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大体突出了他们三人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