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2月18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上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将印有这封信的《大公报》翻印四十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新闻报纸的奇迹，展示出舆论宣传的强大威力，张季鸾用手中的笔影响着中国的政局。
影片片段：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仅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及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让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吧。
解说：据在《大公报》兼职的陈纪滢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将领说看了这篇社评我们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大家都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随后我们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只见副司令也在读那上边的文章，看完之后他的神色也变了，1988年台湾举办的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依然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公开信。
牛济（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有个人就出主意，叫杨虎城娘到西安来，来了以后呢众人才跟他说，说虎成现在把蒋先生都关起来了，娘一听说坐轿上就到了新城广场，就说九娃九娃你出来，就是说你这个高官厚禄都是蒋先生给你的，你怎么能够现在把蒋先生扣起来呢。
刘宪阁（历史学博士教授）：他母亲又向杨虎城说了这样一番话，就是大概意思是说张先生，因为陕西人好像有资料表明陕西人是非常敬重张季鸾的一些言论的，那么老太太就说了张先生都这么说了那么你肯定得听张先生的。
解说：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12月26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欢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说精神上更加团结的中国从今天起将要进入到一种新阶段。
刘宪阁：我们知道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给周恩来发过一份电报，让他搜集西安的各份报纸，其中就包括了《大公报》，那起码我们可以认识到对毛泽东来说当时《大公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声音。
解说：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7日，张季鸾带领两位同人冒险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创办汉口版《大公报》，在敌机不时威胁下，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9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发表《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他断言中国能持久必能胜利，能全国动员则必能为最大限度之持久，他的文章刊出后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1938年4月6日，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率部重创日寇，4月8日，张季鸾在汉口版《大公报》发表《台儿庄胜利之后》，他说台儿庄之捷只算是在卫国歼敌的光荣大路上走了一程，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此文由张季鸾起草，文中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刘宪阁：大公报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的一个主张对日缓和不主张对日马上对日抗战的这样一个报纸，变成了一个坚决主张抗战宣传抗战到底，就是觉得中日之间不可调和的这样一份报纸。
解说：这是一张张季鸾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时间是1941年7月26日，针对日军占领安南后国府的对外政策，张季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以一介布衣之身频繁地参与国家的战时外交和国际宣传，成为蒋介石推崇的智囊人物。
王康（民间学者）：所以八年当中《大公报》的那些社论张季鸾自己写了将近一半，国家大事天下安危，都能够某种程度通过《大公报》通过张季鸾那双笔来昭示天下，而同时《大公报》从来没有要国民政府的一分钱的津贴，没有要蒋公的经济上的任何的支持，经济上完全保持着独立。
影片片段：自民国元年以来我几次被推为参政一类的职务，都却而未就，这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国难深重义不容辞。
解说：国难当头，一张报纸能否苟安，张季鸾说《大公报》不能在日寇的包围下窒息而亡，于是这张承载中华民族独立精神的报纸开始了流亡之路，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都留下《大公报》流亡的身影，国难的痛苦这张报纸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