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大公报》担当起了一个媒体，很难想象一个媒体能够担当的责任，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媒体的功能，他不光是一个媒体，而且它的影响面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在经济上、文化上，各个层面影响中国，你包括它的文学副刊，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都非常大，通过《大公报》走出来的作家、诗人有很多，包括剧作家，都是通过这个报纸的载体，从这个报纸它所奠定的这个传统来看大公报文人论证的传统，今天只能是去仰望了，因为它在很多报人心目中，很多新闻从业者的心目中它永远是一个高山仰止，是一个可以不断去找到资源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宝库。
解说：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知，沈阳方面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似有异常，19日凌晨，铁路局再接沈阳电话，日军已在柳条湖一带开火，汪松年立即致电《大公报》编辑部，获悉“九·一八”事件的消息张季鸾十分震惊，他立即决定在要闻版里补发这条消息，这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傅国涌：在“九·一八”到1936年，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抗日，是要不要马上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整个中国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大公报》对这个问题上的处理可以说达到了媒体能够达到的最佳的一个选择。
影片片段：国家已经面临紧要关头，我和鼎昌、政之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
解说：1928年5月3日，日寇侵占济南阻挡国民军北伐，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5月4日至6日《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警告日本号召国人“保卫邦家，应付外侮”。作为国内著名的知日派，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一直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动向，张季鸾始终认为中日问题非一朝一日所致，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启战端，而应采取隐忍持重的态度，卧薪尝胆，以国内建设的大发展来消弭外患。
傅国涌：所以他不谋而合跟蒋介石的决策，那是一个不谋而合，而不是他按照蒋介石的方略做出的判断，但民众不理解，几次向《大公报》馆扔过炸弹，他们都顶住了，他们都能够有定力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个是非常难得，《大公报》有自己的主张，就是缓抗日、不是不抗日，时候不到。
解说：1932年1月11日，张季鸾发表《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他说，此次日祸意义之严重，超过百年来任何外患，此后中国民族为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一大斗争，实五千年来最艰难伟大之事业，兴废存亡，皆决于国民能否以深刻的认识为整个的行动。1933年1月11日张季鸾发表《中国堪被岂人零割》社评，反对日寇宰割中国领土，号召国民“自卫其整个的国家”。
刘宪阁：报端上不断宣传的是这样两种声音，一个是对日的，就是正告日本，不要去过度逼迫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对日本、对中国、对东亚都不是件好事。第二个，国内这些人不要埋头个人的利益之争，要注重国家民族的大义。
傅国涌：一个就是设了一个专栏，就是60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个专栏，把中日问题讲清楚，从历史的渊源讲清楚，从1871年到1931年这60年来，中日之间的问题通过史料的形式在他的报纸上呈现，第二个就是要办一个军事周刊，让蒋百里中国当时最好得军事学家来主持，把军事的动态介绍给民众，把军事的常识向社会普及，然后介绍中国当时的兵力，介绍当时中国的军事的状况，那么实际上是在进行军事训练，所以“九·一八”之后他们的作为《大公报》的影响力就特别大，《大公报》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高校一起在北方在平津地区北平天津构成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中国的新闻界和文教界构成的防线，是中国的学生、教授和新闻编辑记者们构成的这道抗日的防线。
解说：1935年春，日寇对华北步步紧逼，张季鸾提出将《大公报》南迁至上海以备非常，胡政之不愿南迁，两人发生分歧，后来胡政之权衡利弊认为张季鸾的建议有远识，便决定创办上海版《大公报》，1936年4月1日，上海版《大公报》正式出版，1936年，当蒋介石信心十足地准备给聚集在陕北的红军“最后一击”时上帝之手出现了，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扣押起来，要求他“停止剿共立即抗日”，12月14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社评，向南京政府当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12月16日，张季鸾发表《再论西安事变》，南京政府接受了张季鸾的建议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影片片段：要抗战，要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是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建立一个国家中心，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