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到今年整整110年，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是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等民国要人每天必备读物，胡适、丁文江、梁漱溟、老舍、沈从文、曹禺、胡绳等各路学者文人常年在此发表文章。这样一张报纸在国共合作与较量的历史激流中曾多次沉浮，饱经沧桑……
国共两党痛悼张季鸾
北洋时代，《大公报》衰落以至停刊，曾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的胡政之和新闻界“名笔”张季鸾，找到商人吴鼎昌投资，将《大公报》连人带设备一起盘下。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张季鸾发表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声明言论独立，经济独立，不接受一切带政治性质的补助和投资。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大公报》发社评呼吁，应当认识到无产阶级运动兴起是因“政治不良，经济困难”。“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这些社评，多出自张季鸾之手。蒋介石的办公室、卧室、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另一张同享此待遇的报纸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起初张季鸾对蒋介石只是一种士遇知己的相惜之情，日军侵华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张季鸾说过，“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为了“国家中心论”，张季鸾不惜牺牲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他对编辑主任王芸生说过，“任何人都可以骂，只要不碰蒋先生”。
日军侵华之前，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围剿时，《大公报》就抵住各方压力，文章中一律称共军，绝不称共匪。张季鸾等人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把共产党视为在野党，给予应有的尊重。
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途中无意间得到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建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决定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建立根据地。这则消息，出自《大公报》特派记者、26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1935年7月开始，范长江历时十个月，穿越川、陕、青、宁等地，给《大公报》发回大量旅行通讯，报道红军长征和西北民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同仁立誓不在日寇铁蹄下出一张报，从天津日租界迁至法租界。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名存实亡，《大公报》迁至上海；南京沦陷后，迁至汉口；武汉会战爆发，迁至重庆，并在香港和桂林设立分馆……六迁社址，历尽艰辛，但在此过程中，《大公报》遍地开花，成长为真正的全国性大报。
在重庆期间，张季鸾肺病加重。1941年，张季鸾住进重庆中央医院。蒋介石坐在床前，握住他的手，眼眶湿润。同时陪护在旁的还有周恩来。20世纪40年代，张季鸾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之一，毛泽东曾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作为总编，应该学学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时年53岁。国共都派出了最高规格的吊唁团：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等；周恩来携董必武、邓颖超等。
香港创业保文脉
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接替总编辑之职。王芸生1929年为张季鸾慧眼识得，当时他屡次写文章批驳张季鸾的观点，打了几场笔仗，倒让张季鸾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欣赏，将他聘请到《大公报》。
王的才华不逊色于张，但性格比他的恩师激烈得多。他对国民党官员极为不屑。因蒋介石喜欢看大公报，各路军政要员都想在《大公报》上露脸，不少人带红包来“买”有偿新闻，戴笠也派人来过，王芸生照例毫不客气把人轰走，把礼物扔出家门。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
《大公报》派彭子冈全程跟踪报道。她这样写到毛泽东刚出舱门的场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这些极富画面感的生动记述，使彭子冈在新闻界声名大振。
9月1日一场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一贯呼吁和平的王芸生在社评中兴奋地写道，两党领袖“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9月5日，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长谈至吃饭。十几天后，《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内设宴回请毛、周、王等。席间，王芸生以比喻的形式向毛委婉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也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这段对话为王芸生后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伏笔。
如果说张季鸾的温文尔雅让国共双方都想争取，那么王芸生的犀利孤傲则让双方都误会他是对面的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逐渐病入膏肓，王芸生的批评也愈发尖锐。蒋介石对陈布雷感慨：“张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
1948年，王芸生因激烈反对国民政府勒令《新民报》停刊，激怒蒋介石，《中央日报》在陈布雷授意下骂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王芸生与陈布雷就此翻脸。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不参加，面子上挂不住，就软磨硬泡党外人士参加。蒋在南京召见胡政之，傅斯年也在座。蒋满脸怒气，一言不发。傅斯年发话道：“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硬着头皮到大会签到处报到。实际上他没有出席会议，签到第二天就直接返回上海，在大公报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
1947年2月，解放军由防守转为反攻。胡政之清楚地知道，国民政府命不久矣，而他参加过伪国大。因此为了继续办报，他决定复刊香港。当时国统区金圆券以自由落体之势贬值，筹措外汇极其艰难，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胡政之铤而走险，保住了《大公报》的文脉，使其在香港绵延至今。
迁至香港时，胡政之带去了一名经过严格选拔新入职的翻译，他年仅24岁，名叫查良镛。他在香港《大公报》开武侠专栏，用了一个后来传遍整个华人世界的笔名：金庸。
超负荷工作和心理压力使胡政之健康崩溃，香港创业一年之后，他在报馆病倒，1949年4月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