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反动报纸”
在胡政之去香港后，王芸生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思何去何从。恰在此时，女记者兼地下党员杨刚奉组织之命，来上海动员《大公报》。王芸生看了当时局势，决定北上平津，拼老命把《大公报》的基业保下来。
1949年2月27日夜，王芸生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等人，在乔冠华、潘汉年等人的周密安排下，从香港启程赴北平。在港期间，王芸生接到消息：解放军攻下天津，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电报中说道：“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名，不能出版。”
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杨刚为党组书记，创刊号发表同仁宣言，将《大公报》批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报纸”。
王芸生说，如果当年他及时看到了这份宣言，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北上。仅改名一事，已使他万念俱灰。
《大公报》是中国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国际性报纸，西方新闻界对改组事件也一片哗然。最后，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不易名，不改组，王芸生仍任总编辑。
1949年5月27日，王芸生和杨刚随军进入上海。就在这一天，当年与《大公报》在上海并驾齐驱的《申报》，出版了第25599号后宣布终刊。6月17日，《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
1952年，重庆《大公报》完成公私合营，改组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大公报》在大陆只余上海一块阵地。王芸生认为一份全国性的大报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郑重写了一封长信托陆定一转交给毛泽东。一周后，毛泽东召他进中南海，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负责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毛泽东拉着王芸生的手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报社虽北归，但社会环境已剧烈变化，全新的《大公报》作为一张社会主义财经类报纸，没有可能恢复往日风光。当年粪土万户侯的王芸生，脾气也不得不改变。
1957年，《大公报》群星陨落：采写日本投降仪式的朱启平，二战战地记者萧乾，早期党员李纯青、徐盈、彭子冈均被打成“右派”；1957年10月杨刚自杀身亡；1970年，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跳井自杀……
1966年秋天，《大公报》停刊，王芸生下放劳改。
1962年，王芸生和胡政之继任者曹谷冰合著长文：《1926-1949的旧大公报》，将《大公报》和张季鸾批得体无完肤。王芸生至死不能原谅自己。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
1980年，王芸生走到人生终点，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不住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2期 李响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