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人们摸?石头过河，总算找到了一种看好的办法，即中国作家与外国翻译家携手合作。要想合作得好，私心以为，中方务必把握“宽容”二字，外方则须恪守“尊重”二字。所谓宽容，即是指：只要译者能使译作在整体效果上与原作保持一致，作者应当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空间，而不必斤斤计较于一词一句乃至一个情节的得失。譬如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作品，只求整体对等，不纠缠于细节的准确，甚至“连译带改”，将原作的结尾翻个跟头亦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正是基于这种宽容，莫言的作品方才真正走了出去，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葛氏的这种翻译方法，源头其实还在咱们中国。据钱钟书考证，林纾当年翻译西方小说便是堂而皇之地对原作进行“加工改造”，不是“删节”，就是“增补”，有时候甚至还“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结果自然是读者读得高高兴兴，书商赚得欢欢喜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不误。看看当今莫言们的作品在西方的情形，便可知沿用这种“加工改造”方法之妙了。
所谓尊重，就译者来说，窃以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作者的尊重，二是对原作的尊重，三是对译语读者的尊重。翻译中遇到疑难或要对原作进行一定的调整，译者务必与作者进行沟通，不能搞语言霸权主义。葛浩文译莫言，信函不断，短信不断，电话不断，双方几近莫逆。这无疑是译者尊重作者的结果。翻译中往往会牵涉到原作的生活环境，为了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如有可能，译者最好能前往实地进行一番考察和体验。板井洋史译张炜，曾到中国龙口一带反覆走访，时间延绵了四、五年之久，由是译出来的《九月寓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无疑是对原作尊重的必然。友邦异域不乏中国当代文学粉丝，作为译者，必须对他们有足够的理解，并千方百计使其能够从自己的译作中读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原汁原味。瑞典人陈安娜是汉学家马悦然的高足，她翻译莫言只用四十三天便写就的《生死疲劳》，耗时竟然长达六载共二千一百九十天。如此千锤百炼出来的译作自然可以令粉丝们读得欢天喜地，嘆为观止。难怪许多人称其为“离作者最近的人”，有些人则乾脆说她是“瑞典的中国人”！如果缺乏对读者的尊重，焉能有如此动人的赞美？
端赖莫言、余华、张炜们宽阔的胸襟与理性的帮衬，仰仗葛浩文、陈安娜、板井洋史们拔萃的慧眼与艰苦的耕耘，当代中国文学在走出国门的长途跋涉中终于迈开了格外坚实的一步。二○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便是对这一步的充分肯定。可以预言，只要中外双方真诚合作，彼此信任，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的梦想一定可以如愿以偿。谓予不信，何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