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金庸（前右一）在罗孚“九十晋二”的寿宴上祝贺他的“伯乐”兼挈友（二○一二年春）/（石中英图）
罗孚先生走了。我问他最小的儿子海雷：你觉得你父亲一生之中，有几项最突出的性格？
这位从事电脑行业，却以一本《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而荣获二○一二年香港电台十本好书奖的罗海雷，是这样总结的：
一、好奇心强；二、甘为“伯乐”；三、自我反省；四、尊重歷史。
相信海雷说的第二点，最广为大众同意。
罗孚先生是公认的“伯乐”，不少文化界的名家都与他的“发现”和“培育”是分不开的。这些响噹噹的名字，包括了：金庸、梁羽生、董桥、李怡等等。
但我认为罗孚先生的“伯乐”精神和行为，还有一种独特的个性，就是他的胸襟，他的海量，他的无私义助，并从不以“伯乐”居功。
这里，我想说说我亲自体验罗孚先生甘为“伯乐”的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四十五年前。
已经是《新晚报》《学生乐园》编辑的我，约了另一位与我同为“六七少年犯”刚出狱的同窗好友，在湾仔国华大厦门前会合，然后，在我的陪同下，上三楼《新晚报》引领他到了总编辑罗孚先生的办公桌前。这次“见工”的成功，让这位当年才十九岁“爱国反殖”的青年，当上了《新晚报》的记者，后来，更是《大公报》的总编辑，今天香港特区的民政事务局局长。
他便是曾德成先生。
二○一二年的国庆节，我邀请了已是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参加了当年“六七少年犯”主办的聚餐活动。当稀客曾局长兴致勃勃携酒莅临之际，我又引领他再见到阔别了三十年的“伯乐”，闲话家常。后来，曾局长还弯下半身与坐在轮椅上的罗孚先生在五星红旗前进行两人合照，照片还独家刊登在翌日的《南华早报》。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九七年，即十七年前。
《亚洲周刊》的一位年轻记者，为了一个“六七暴动”三十周年的特刊，拜访了当年“反英抗暴”的积极参与者罗孚先生。
採访之后，罗孚先生鼓励这位在“一九六七年”仍未出生的记者，继续进行业馀研究，并列出一份名单，好让这位记者，能按图索骥，採访当年的参与者，为歷史补白。这个长长的名单内，包括了廖一原、蔡渭衡、姬达、曾德成等人。
就这样，在千禧年间，香港近五十年来，第一本民间研究“六七暴动”的专书出版了，名为《香港六七暴动内情》。作者，便是今日《南华早报》的政治编辑张家伟先生。
二○一三年的夏天，罗孚先生再度中风入院，性命一度垂危。我接到了张家伟的电话。
他约我一道到律敦治医院慰问罗孚先生。因为，他为“六七事件”而写的第四本著作，刚在香港电台“十本好书”中获奖，他想亲身携书探访罗孚先生，感谢他当年的鼓励和帮助。
就这样，我在病榻旁，在罗孚先生的耳畔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并由张家伟将那本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六七暴动──香港战后歷史的分水岭》的得奖鉅著，亲手献给了他十六年前的“伯乐”，一个推动民间进行“遗忘歷史”研究的幕后英雄。
正如他在港一手推动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一样，罗孚先生从不以“千里马”的成就而居功自傲。据我亲身的体验，他是一位无私的善良的海量的“伯乐”。他的满足和喜悦，是出于对人才潜质真心的赏识，以及对文化承传的歷史使命感。他是一位伟大的“伯乐”。
罗孚先生亦是我的“伯乐”。可惜，我是他“相”中的“千里马”里最不长进的一匹。
作为一个小编辑，我四十六年前，即十七岁那年，刚从“赤柱大学”毕业，便在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先生的指导下工作。罗老总并没有嫌弃我的“年少无知”，反而关爱有加，耳提面教，恩同再造。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已经离开了报馆的我，拿了一篇批托文章上《新晚报》找罗老总，问他：老总，你敢不敢刊登这篇文章？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多少青年人听过托洛斯基主义和它的组织，而恰恰国际托派又刚开始在香港活动，在工人学生街头校园的示威抗议声中，刚出现了他们的红旗和吶喊。
罗老总看了看，说了声“有何不敢？”于是，周日的《风华》版，便刊出了全港第一篇评说托派思潮活动的文字。
文章刊出后，在舆论界引起了一阵骚动。托派的“朋友们”在他们自己办的杂誌和其他刊物上对此文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后来，我以《风华》为基地，与他们打了连续四年的笔战，不亦乐乎。没有罗孚先生的胆识、海量和支持，石中英这些自发性评论政团思潮的文字，是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并笑到最后的。
及后，热心的罗孚先生还鼓励我出版专书。他在我面前，亲自打电话给了列群之父蓝真先生，然后，高兴地对我说，三联已同意出版了，好好的写吧。尽管后来，因种种原因，书并没有出版，而我也决定“搁笔”从商，但罗老总对我的关爱提携，恩义难忘。
我是非常感恩，在罗孚先生的黄昏岁月，海星走后，这个当年恩沐教诲的“六七少年犯”，能有机会再次亲近恩报曾经阔别了三十载的罗老总。
最难忘的是二○一二年的那个中秋。我决定在蜗居天台，搞一个迎月活动，以罗老总为主角，让一众亲朋好友，在浅水湾畔，南向太平洋的海水，远眺紫罗兰山，举杯共赏，从东方升起的一轮明月。
那一夜好热闹，一众敬爱他的晚辈都来了。有《大公》《新晚》的子弟，如星星、丰怡，陶杰和沈旭晖的家人，刘天梅则远从北京返港，还有夫子、程翔、许云程等传媒好友，丁新豹教授、叶赐添校长、赵崇基导演、收藏家许礼平等也阖兴乎来，还有一众白髮YP，与已“九十晋二”的老人家共庆人月两圆。
只记得罗老总在孝子海沙、义女月媚佳餚美酒的侍候下，贤妻媳妇在旁，坐在轮椅上，笑瞇瞇的与我一起，并肩共迎水上山后升起的一轮明月。那夜的月亮，是那么的圆。罗老总瞇?双眼、笑意盈盈的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连说了两声：
好美呀！（国语）
好美呀！（国语）
这便成了我一生中与这位“伯乐”相处最难忘最感动的时刻。
“好美呀！”──我们敬爱的罗老总，一生追求的，正是真─善─美！犹如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在他漫长的人生路上，经歷了几许风雨，却从未改变过他对真、对善、对美的追求。而施恩从不望报的他，在黄昏岁月，自有不离不弃的挚爱亲朋，忘年好友，围绕在他的身旁，用真情和至诚温暖?他，令他自豪，令他快乐。
如今，罗孚先生走了，但人们将会怀念他，这位公认的“伯乐”。
有幸被邀请成为“罗孚先生追思会”司仪的我，在灵堂之上，挂起了我赠给这位伟大“伯乐”绚丽的祭帐──
平凡躯体，伟大灵魂。
苦乐人生，完美句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