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官员，也无论是在任还是退休，出书是很正常的事。单单是在明代，单单是此类人士所出的与“史”相关的书，随手就可以举出不少。比如说，万历年间的吏部左侍郎顾启元著有《客座赘语》，曾经先后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工部员外郎的谢肇淛则著有《五杂俎》；而天启三年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朝廷首辅的朱国祯，则为后人留下了《涌幢小品》等等。因此，官员出书或许还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大文化传统。为什么？这应该跟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员的选拔与科举制相联繫。而能够顺利通过科举走上官场的，一定是饱读诗书、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极深的读书人，所以，他们对书的感情非比寻常，也具有出书的能力。
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大众化，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由于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变得非常容易的时代，几乎任何人想出书都不难；四、五岁尚还属于学龄前的孩子都有可能搞出一部魔幻小说，年过古稀、昔日也未曾喝过多少墨水的农民也可以出本武打小说；而在我的身边，我已经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爸，将离休之后为地方老年协会所写的通讯报道收集起来，自掏腰包，居然也出了一本书。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政府官员，尤其是达到一定行政级别的政府官员出书，还不是易如反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相对于其他人群，他们一是可能有助手帮忙，甚至未必需要自己真的动手；二是他们可以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比如说，实在没有啥东西，讲话稿总是有的；三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还可能从出书中获得不菲的经济效益。
不过，如果官员出书，尽是讲话稿之类，恐怕意义将十分寥寥。这是因为公开场合发言、做报告的底稿，一般而言，恐怕早已见之报端为人知晓，因此，它们结集出版的意义十分有限；同时，讲话稿之类固然大都缺少文学价值，而歷史价值也会因为这些讲话稿可能太多官方语言与表达方式而打折。
所以说，出书本身不是坏事，但对政府官员来说，出书需要万分谨慎。像明代的顾启元、谢肇淛、朱国祯们出书，就给后代研究明代歷史提供了“正史”之外的若干材料——“正史”反映的是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往往很值得怀疑；而这些属于“野史”的书籍，虽然可能相对芜杂，可毕竟它们提供了研究歷史的正史之外的材料和视角，如果作者能够超脱一些，客观一些、真实一些，甚至是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某些歷史人物和事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的，所以，其价值不容小视。举例说，明朝嘉靖年间曾经担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三》中提到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以取士，慨叹道：“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其批判性、深刻性、启发性让人印象深刻。
今天的官员们所出书，拿一位颇敢讲话的官场中人的话来说，“一般情况是，老写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自己什么时候走了麦城”，而这样的写法，因为“不合史实，有失于歷史公正”，能够拿来作为研究歷史的第一手的资料吗？如果写回忆录之类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落地扎根”，还有价值吗？这样的书，恐怕委实只能是浪费纸张，除去给后代研究歷史的人添乱，授人以“捞钱”之柄，而无其他任何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