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沙岭子果园劳动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研究资料。
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劳动，起先是掏大粪、起猪圈粪，一年后到果园上班。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最后还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在果园劳动之馀，汪读了很多书。汪曾祺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呆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趟?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它一笔一笔的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铃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的，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汪自己在《随遇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多数人不记得当年的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
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只呆了几个月。冬天没有得画了，就走了。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上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十三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穫。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採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他写了《萝蔔》（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蔔）《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
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採到一个口蘑，晾乾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