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化土壤似乎特别肥沃，不光培育出了一位位显宦权贵，诗人画家，而且还有一位位驰骋疆场、名扬天下的将军。若认真审视这片土地上唐代歷史人物，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即他们都以文入仕，以文名世。不论是出身寒微，还是出身世家，都能以绚丽华美、引人入胜的诗文博得世人认同。唐代以文治世，帝王们欣赏有文采的臣子并不奇怪，山西唐代人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先以案牍博得功名，然后才为世人所知。
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有一句话，可能令深陷公文写作之累的人感触最深：“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案牍即古代对公文的称呼，现在的案牍多是秘书的事，俗称写材料。古代的案牍文体多达八十多种，除个别体例要求行文质朴，言简意赅之外，多数讲究说理透闢，辨析圆通，文字清丽典雅，简洁明快。这就能充分发挥出文人的才情，或慷慨陈辞，或入情入理，在向帝王呈上奏章的同时，又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许多华丽篇章。中国文学史中，李斯的《谏逐客疏》、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都是不折不扣的案牍之作。
与这些名作的作者不同，唐代名相张嘉贞是在没有入仕时，依靠案牍之作做敲门砖，进入官场的，权贵们从案牍文字中发现了他的过人才能，从此，他的人生轨迹才发生根本转变。当时，张嘉贞以布衣之身，偶遇朝廷大员，妙笔生花，一气呵成，代其写成表文，深得武后欣赏，最后位至宰相。其子张延赏虽说是庇祖荫走上官场，他那一手漂亮的案牍文字还是在仕途中起了很大作用，连唐德宗都赞扬不已，称之为“宰相体”。诗人王维生性散淡，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他的那些诗歌和画作，为他博得了名声，但是，每至人生重要关头，帮助他的还是案牍之作。洛阳陷敌之后，是弟弟王缙的奏表，让他免遭杀身之祸。王缙外放至偏僻荒凉的蜀州，又是他的上疏使兄弟调回京城。
更有趣的是，文人如此也就罢了，就连沙场建功的武将也是如此。武将本应靠金戈铁马立身，他们却偏偏有一手好文字。唐朝名将封常清便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的特别之处在于，能成为一代名将，立下赫赫战功，首先靠的是手中的一支笔，他死后，能够使他青史留名的，靠的也是手中的那枝笔。
封常清（？至七五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蒲州猗氏人，唐朝最具悲壮色彩的名将。然而，新旧两部《唐书》上的封常清，既无出生年月，又无字号，足见其底层出身的经歷。
封常清家境贫寒，年少时，父母双亡，常清与外祖父相依为命，生活更加困顿。不久，外祖父因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充军，担任胡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南门守军。外祖父喜读诗书，并将外孙带在身边，在城门楼上教他读书。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封常清“多所歷览”，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外祖父死后，封常清无所依靠，过?更加清贫的生活。
年过三十后，封常清仍然籍籍无名，投到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察门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卒。
天宝初年（七四二年），夫蒙灵察派高仙芝率二千精骑自副城向北，直至绫岭下邀击叛军，大获全胜。
此时，封常清不过是个普通随从。唐军获胜后，不等高仙芝吩咐，封常清在帐中私下写好捷报，详细陈述了他们如何“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高仙芝想说的，封常清都周到地替他讲了，“仙芝大骇异之”。回军后，夫蒙灵察设宴犒劳。此时，高仙芝已经颇为赏识封常清，令“去奴袜带刀见”，这是一种极高的待遇，等于将封常清视为亲信。
凭藉这次公文写作，封常清被上司赏识，以后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了御史大夫、节度使，成为镇守一方的边庭大将军，屡立战功。边塞诗人岑参为他写出许多著名的边塞诗，其中包括《走马川》这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佳作。安史之乱发生后，封常清请缨出征，不料兵败。被宦官边令诚陷害，临死前，又是一篇案牍之作令他青史留名，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封常清谢死表闻》。
以案牍之作起，又以案牍之作终，封常清特殊的人生经歷令人格外唏嘘。
案牍之作是一种实用文体，最能引起上司的关注，就像如今的秘书，很容易因此走上领导岗位。隋唐开科举之后，歷代均以文章取士，获得功名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像封常清这样，不经正途，以草根之身，生花妙笔，获取前程的并不多见。所以然者何，一者在于唐代歷代帝王均有尚文之风，二者，不得不说唐代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