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毅的说法，如果没有诚意，来不来都是形式。中方似乎也不愿意看到APEC被中日关系所左右，甚至中国的主场外交动能和形象被削弱和拉低，因而有必要认真探讨安倍来华，对中国利益影响的各种可能性。王毅与岸田文雄的会晤，其实就是中国主动且直接应对日本的一种手段。
其实从近2年来的中日博弈可以看出，习近平的领导集体经过1年多的外交实践和思考，由当初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愤怒、对安倍晋三上台的疑惑，对日本外交政策日益右倾化的担忧，慢慢转变了外交思路。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日本的未来之路也有比较清楚的认知，因而在中日关系上出牌越来越主动，也越来越自信。
比如针对不久前日本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只是声明要求日本不能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关切。这说明中国内部其实已经研判，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可避免，因而内部很可能已经有因应这种趋势的手段和能力，所以言语间也显得颇为淡定。
这种外交思路的部分调整，也是促成王毅与岸田文雄“缅甸会晤”的重要潜在原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方提到的两个条件——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以及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应日本呼吁中日最高层级面对面会谈的要求；在外长级官员会晤中，这个“约束”相对弱化。更何况不久前安倍的“左膀右臂”高村正彦来华，表达了如果中日首脑会，安倍任内不会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实际上认可了中方的需求。王毅与岸田文雄的会晤，也是中日双方“灵活外交”的体现。
之所以选择中日之外的第三地会晤，相信也是中日双方沟通的结果，具有降低会谈规格，避免任何一方承受压力的意味。
在笔者看来，这次会晤，部分满足了日本一直希望的重启中日高层对话的愿望。但是距离日本希望习近平和安倍直接会谈，距离依然比较大，钓鱼岛问题恐怕很难让安倍轻易“让步”。
虽然可以从中日外长会上看出中日关系有回暖的趋势，但却并不意味着关系已经回暖。中日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根本改变，其关键依然是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由此延伸开来，是中日选择什么样的国际发展道路的问题。外长会的意义就在于让双方更加冷静的思考，中日关系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