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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王毅与日本外相“缅甸会晤”的秘密

在笔者看来,一年后中日外长会谈之所以能够成行,主要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关系铺垫,同时还有即将召开的APEC,为官方接触带来的现实促动力。这两点是中日高级别官员能够实现“缅甸会晤”的最重要原因。此外习近平集体上任1年多来,对周边外交特别是中日关系的研判已经逐渐走出观望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的争取利益,这种外交政策的细微变化,也是促成中日外长会的一个潜在因素。

  胡德平访日前,与习近平关系不错的中国对外友协李小林会长也曾到访日本;胡德平访日后,曾作为中国对日外交核心人物的唐家璇也出现在东京。他们与日方探讨的话题,都是两国关系如何走出低谷。

  安倍晋三方面也派出了诸多非政府官员来华“探风”。最近的例子是前首相福田康夫。习近平与携带安倍信函福田深谈良久。这也是一次没有对外公开的交流,但象征意义已很明显。

  以上这些交往,其实是王毅和岸田文雄“缅甸会晤“的历史铺垫。换句话说,没有半年多来中日外交层级的密切沟通、没有民间人士的你来我往,中日外长级会晤也不会出现。正因为双方通过各种渠道探知了彼此的底线,认识到了存在进一步提升交往的空间和必要性,王毅与岸田文雄会晤才水到渠成,外界也才不会感到不解和突兀。

  此外,从国际大环境来看,中国也需要在操作层面上处理好中日关系。中日外长会兼具这种考虑。

  2014年对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在北京举行的APEC,届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众多政要都会来华。作为一次国际会议的举办地,北京是否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际上成了一个难题。

  从中日严峻的外交现实来看,显然不具备安倍踏上中国土地的条件。但是从外交礼仪来看,中国似乎没有拒绝安倍来华参加APEC的理由。毕竟APEC是国际活动,而不是中日双方的外交会晤。这类似每年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虽然美国和伊朗没有外交关系,甚至立场敌对,但美国依然要给伊朗总统发放入境签证。

  因而就中国外交部门而言,需要协调安倍来华的一些外交礼仪,以及外事安排。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安倍来华参加APEC会议,似乎已经不成为一个中日间讨论的问题,双方把接触的焦点,已经放到安倍来华会不会与习近平举行会晤的问题上。

  •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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