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妥协的产物
许戈辉：1997年7月1日凌晨，您在哪里？彼时彼刻是怎样的心情？
陈佐洱：我有幸出席了中英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在这1208天的最后一分钟里，我昂首挺胸肃立，目不转睛地望着英国旗慢慢降下来，中国国旗呼啦啦地飘扬着升上去。，心里想的就是，我参与了，做到了。
许戈辉：香港回归已整整15年，如今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陈佐洱：这句话就是“香港你好？！”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因为我已经一年多没去香港了，就像《东方之珠》里唱的那样，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所以问号是思念，感叹号则是我相信香港一定好，尽管没有最好，但是一定更好，这是我的信念。
在我们中国北方和南方有两个友好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它羡慕中国有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700万爱国爱港同胞，支持着祖国改革开放，全民奔小康；一个是新加坡，它羡慕香港，香港一遇到什么风浪，就有祖国广大的腹地为它遮风挡雨。“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撒切尔夫人曾评价提出这个构想的邓小平同志是天才。香港回归前我跟美国驻香港的副总领事史莱克讨论过，你美国能做得到吗？能拿出一两个州来实行跟它国体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吗？他耸耸肩说，美国做不到。我说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气魄。现在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大生命力。
许戈辉：在这么多年的外交谈判生涯中，您有怎样的感悟和体会？
陈佐洱：我常常想着这么两句话，一句是孙中山先生当年讲的，弱国无外交。假如我们国家不是这么强大，我们不可能完成收回香港这个历史使命。为什么等要155年才实现？因为之前国家弱，或者不够强。尽管清朝政府签下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不承认，蒋介石不承认，毛泽东也不承认，但只有到了邓小平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强大了，才能够提出解决香港的问题。我每次谈判的时候，总觉得有强大的祖国、13亿人民在作坚强后盾，所以觉得底气硬。第二句话，是我的老上级，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姬鹏飞同志说的，在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所以，我在中英谈判期间，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作为一个外交官，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国家尊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在适当的时候满足对方的一些关注，是为了谋取国家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谈判结果不可能是一边倒的，假如是可以一边倒的问题，何须谈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