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谈履历造假问题——“看我跑得快还是媒体追得快”
九派新闻:8月去美国,10月末媒体就报道了你的履历问题。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待这个事?
加藤:就像刚才说的泡沫崩溃吧,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那是我大概20岁左右时说过的话。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会关注你,不喜欢你的人会挖你丑闻。
我甚至觉得有点太晚,媒体应该更早来关注我的错误和污点。但当时媒体要用我,不能一边用我,一边骂我。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并没有那么恐惧。
九派新闻:“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是指什么时候?
加藤:具体是什么时候不好说,但我最晚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自己想可能有两种应对的方法,一个是现在主动发表声明,另一个是你先跑,往前跑,看是你跑得快还是媒体追得快。我选择了逃跑,不断地跑,跑到媒体追不到。
但我知道绝对逃不掉。跟逃犯是一样的,肯定会破案的。不能忽略警察和媒体的力量,何况是互联网时代。但是既然这样了,只好做下去,直到破案为止。
九派新闻:当初为什么要撒谎呢?
加藤:我认为,(思忖良久)三个原因吧。
一是虚荣心,我当时说的时候没想过它的后果,就是随便一说。
二是我当时确实是没有任何资源,也没什么钱。我想通过那样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基础,拔高自己,让别人把你看得稍微好看一点。这和虚荣心有关,当时我也是不择一切手段、用一切办法往前走。
三是确实有打赌心态。这很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我的读者。话说出去了,就只好努力,这样对自己成长来说可能很有利。
现在回头来看,作为一个人,不成熟才会随便说那种话。当然也给自己打了一定基础,但那样是很冒险的,当时是把自己逼到只好努力的局面。
九派新闻:你在2010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成功的逻辑》,批判唐骏学历造假。如果2010年你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话,为什么还会选择去触碰这个话题?
加藤:说实话,我当时也犹豫了一下,但那时应该是在(停顿了十几秒)一种“冲”的状态。不怕什么,任何话题我都不怕。
光从文章的角度、内容来看,我认为这会是篇好文章,所以我要冲一下。(停顿十几秒)我完全承认自己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但内心觉得,也可能是一次释放。
九派新闻:怎么理解释放?
加藤:(思考一分钟)因为当时很多人,看待一个人成功与否都看那些表面的光彩,而不太追究细节问题。
包括对我,他们都没有很认真地察(查)我,既是观察的察,也是检查的查。只是看到他中文好,人长得比较帅,就不去关注他的缺点。
这个社会是有病的,像我这样的本来该查的人却没有被查,让我继续表面上的光彩。当时成功学很流行,我也被列为成功人士。我写这篇文章是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对的,是很浮躁和盲目的。
但当时写这篇文章最大的理由还是“冲”,那是跑得最快的时候。只有跑,被追上就完蛋了,这是我当时最真的心态。
九派新闻:你在那篇文章里写道“造假行为在日本行不通,如果是政治家,必然会受到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而你将来是想成为政治家的。
加藤:一方面要从政,一方面又做了对从政不利的事,这是矛盾的,但确实发生了。可以说明我那时虚荣心多么强大,给自己的压力多么大,需求有多么强烈。在当时没钱没背景的条件下,没考虑那么多,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愿意一辈子承受这个矛盾。我也愿意告诉读者、将来的孩子,我是有人生污点的。如果我要竞选的话,我会首先告诉选民我是有人生污点的竞选人,希望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只能这样,没有别的方法。
九派新闻:你说这一切是个泡沫,当泡沫破裂的瞬间,你是什么感受?
加藤:我那一刻在波士顿的家里,放心地流眼泪了。多年的心事,终于结束了。感觉终于没有必要那么硬撑着,当时很不经意地流泪了。
那个时候我才非常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我是个幸运者,我如此有问题的一个人能够做到今天。也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付出,感谢读者。我跟自己说了一句“辛苦了”。你可以换位思考,也挺累的。
九派新闻:有没有跟妈妈通电话?
加藤:没有通电话,但是(停顿几秒)她说了一句“对不起”。她说因为(哽咽)你到中国的时候没什么钱,从小就得面对追债呀什么的,她认为这是她造成的。(停顿)她说对不起。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去世(2010年),我也挺对不起她的。全部责任在我,我不希望中国读者为这个事情牵连我家人,全部责任在我,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这点。
九派新闻:经历了这个风波之后有什么感受?
加藤:我是幸运者,不是每个人的错误都会被揭发的,虽然我这么说是没资格的。
我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下被这么多媒体和舆论关注、讨论,被骂也好,怎么着也好,你的错误可以被公开地讨论,可以给年轻人提供反面教材,尤其是给那些苦孩子。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犯和我一样或者类似的错误。
经历了这两次风波,我发自内心觉得我是幸运的。
“慢不是坏事。我花了那么多年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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