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中，这种感觉被拓展到了国际领导角色的层面，从肯尼迪到里根，他们认为“山巅闪耀之城”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一些保守派学者如利普斯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论述中，例外论被加上了一层道义上的自我优越感。对这种优越感和责任感，哈佛大学国际法巨擘高洪柱（Harold Hongju Koh）阐述得非常清楚：“美国真正的例外，在于她构建、维持、推动以国际法、民主、人权为的鹄的之国际体系的意愿、能力和资源。”美国是唯一能担此重任的国家，她振臂一呼总会应者云集，科索沃便是一例。伊拉克战争，则是小布什政府以单边主义响应例外论。但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如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则世界只能目睹悲剧的发生。
24日在联大的演说中，奥巴马正是用这两个例证来呼吁多边行动，并略带威胁地说，如果国际社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则只能拿万人冢的“冷酷逻辑”来搪塞自己的不作为。奥巴马说，世界需要行动，行动需要领导，威胁不在于美国插手他国事务，不在于充当世界警察，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着“来之不易的谦卑”；相反，威胁来自于，倦于十年战争、困于国内事务、慑于穆斯林世界的敌意，美国的畏葸不前将导致世界领导的角色出现真空。
有鉴于此，在眼前的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不愿重蹈覆辙，应该保持“接触”。尽管“某些人”并不赞同，但他相信美国的例外，因为美国不仅仅只是狭隘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更关照全世界的福祉。
这句话，显然是说给普京听的，言下之意你帮着阿萨德苟延残喘，无非是为了一己私利。普京并不讳言叙利亚局势对俄罗斯的利益，但他更希望挑破美国在例外论掩盖下的利己主义。在奥巴马9月10日的全国演说后，普京接过“例外论”的话茬，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告全美人民”的“宣言”，其中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国例外论”，指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那种自视“例外”于列国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奥巴马曾说，他之于美国例外论，恰如英国人之于英国例外论，希腊人之于希腊例外论。在一些美国保守派眼里，此论是将“例外论”泛化、平庸化为爱国主义，但在普京看来，管它是“例外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统统都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