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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已发展成为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在1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会。
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腐败指数由CPI(清廉指数)和BPI(行贿指数)构成。以《2004年腐败指数排行榜》为例，它选取了世界12个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盖洛普国际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等）、18个分项指标，反映了全球各国企业界和商界、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
谈腐败诱因
西方也有贪官，关键看有没有机会
记者：您认为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关，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也不大，机会才是腐败产生的最重要诱因？
廖燃：我这样说，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首先，大家一直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是制约腐败的唯一利器。但你只要看一下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位于前30名和后30名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实行西方制度。另外，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到3000美元时最容易发生腐败。但是，你看“清廉指数”的后30名，他们很多的居民平均收入根本达不到1000美元，比如索马里、缅甸等国，这就证明腐败与经济发展也没有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人以为发达国家必然比发展中国家清廉，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贪官，关键是有没有机会。西方国家一旦出现政治腐败案件，涉及到的资金动辄就是几十个亿。德国上世纪90年代时发生的前总理科尔政治献金案，一次就涉及30亿马克，相当于一个欠发达国家年腐败总和的多少倍？德国好几个部长都因为论文“抄袭门”丢了官。这就证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德国同样可以发生，假如你管得不严。
谈腐败预防
财产申报提了18年，就差个决心
记者：中国香港的财产申报制度对内地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有没有更符合中国内地的财产申报制度？
廖燃：在中国，腐败发生的最大问题不是中纪委的权力不够大，而是银行和税务部门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功能。在西方国家没有“灰色收入”一说，只要是收入就必须纳税。但在中国，谁能证明你的收入合法不合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一条叫资产非法增加罪，中国有一条对应的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前者，如果你是一个月工资1万元的白领，那么你一年只能赚12万元，但凭这12万元如何有93套房产呢？从这一点就可以判你有罪了。在中国，必须抓到贪污的证据才能判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只能是10年。
实际上，财产申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议事日程已有18年。中国的“神九”都和“天宫一号”对接成功了，这么难的事情都做到了，但官员申报财产却做不到，这只是一个决心的问题。
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有一点非常类似，就是银行都由国家管控。所以，官员的财产藏匿在银行是没有人举报的。如果官员有10个亿存款，却只申报了10万，那么银行不会出来证明他说假话。那么这种申报就没有意义了。我并不看好俄式财产申报。普京总统是这样要求的，但谁来证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