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为了什么？
说了这么多民主的坏话，现在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了：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为了什么？
民主是当今政治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尤其是在西方的话语中。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怎样才算是当家作主，以及怎么当家作主，就有不同的实践和不同的观点了。当今西方学界的共识是，民主是一种程序，是决策者如何产生的程序，而这个程序的核心就是自由的、竞争性的、定期的选举。已故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民主的第三波》一书中就程序式民主写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公开、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核心，是民主无可替代的必要条件。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被利益集团所控制、不能制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策。这些缺点可能让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不受欢迎，但是这些政府并不因此而变得不民主。”
然而，亨廷顿所代表的“选举中心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在《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一文中，两位美国学者（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Terry Lynn Karl）指出，选举并非是民众影响决策的唯一渠道，因为在定期选举之间，民众还可以通过游说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影响政府。他们这样写道：“换句话说，现代民主为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竞争性的程序和渠道：自发的和党派性的，功能性的和地域性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把民主简单等同于选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因为举行了选举而被称为民主，然而，在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通过选举所产生的领导人往往忽视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早在1997年，时任《外交季刊》执行主编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崛起》，对前南联盟各国、巴基斯坦、斯洛伐克、塞拉利昂、秘鲁、菲律宾等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进行了猛烈批评。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出版了《从选举到暴力》，其观点和扎卡里亚的观点非常相似。斯奈德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尤其是在民族/种族问题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如前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中非、中亚和南亚，贸然推行民主的结果是政治精英在竞选时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煽动仇恨，而一旦当选之后，他们就会推行一系列带有民族/种族歧视的政策，甚至发起种族清洗。这样的民主，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敬而远之。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还包括宪政、法治、言论自由。民主是程序，但又超越了程序；如果选举产生的政府不接受宪法的约束（宪政就是限政），抑或随意践踏人民的权利，这样的选举只不过是给专制者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衣。
在回答了民主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民主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了笔者的立场，即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遗憾的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并且也是最不遗余力在全球推广民主的国家，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目的，并且他们信奉的就是“选举中心论”的民主。不少发展中国家迫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软硬兼施，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被民主化”了，可是它们骨子里却是非自由主义民主。这些国家往往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民主化之前的状态，如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许多拉美国家。
那么，民主需要哪些条件呢？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是内生性（en-dogenous）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公民社会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增多，最终导致民主。另一派则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是外生性(exogenous)的关系，即民主可以在任何国家建立，但是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民主才会存活下来。有两位学者做过统计模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那么即使这个国家是民主的，它的幸存率只有0.125，相当于8年。如果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民主可以幸存大约18年。如果人均收入超过6055美元，民主就可以万寿无疆了。
这些数据表明，在贫穷的国家建立民主无异于拔苗助长。民主不是大众消费品，而是奢侈品。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以谈民主。贫穷的民主是短命的民主。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发达民主国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哪一个不是先发展后民主？美国是个特例，建国后才开始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它工业化的高峰期。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如剥削童工、食品不安全、工作环境恶劣、环境污染、贫富悬殊等，美国才进行了第二次民主运动，也就是历史上的“进步运动”。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经济和政治。环顾世界各国，要脱贫致富，民主并不是最好的药方。然而，一旦经济发展了，政治也要跟上。为什么呢？因为民主有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旧的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政府被赋予过多的权力，而个人权利、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往往退居其次。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的自我约束和纠错能力日渐退化，权力寻租常态化，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大量资源，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如贫富悬殊、社会分层固化、腐败盛行、环境污染、信息作假等等。
此外，当一个社会逐步走向小康的时候，民众关注更多的不再是温饱问题，而是对权利和价值的诉求。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马斯洛所说的心理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候，如果旧的体制与时俱进，通过一系列改革，如限制政府权力，引入政治竞争机制，扩大民众参政议政，那么社会矛盾将得到极大缓解，从而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反之，如果旧的体制封闭僵化，政客们试图通过暴力或者收买等方式维持表面的稳定，那么维稳的成本终有一天会超过经济发展的回报，导致整个社会停滞不前，然后崩溃，为大动荡点燃导火索。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政治体制。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尽管旧的体制有种种弊病，并且可能导致一个国家付出很大代价，但是它总的来说有助于脱贫致富。后工业化时代需要民主，不仅仅是人类身心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还因为选举、宪政、法治、言论自由等等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加强对政府问责，激发创新创业，减少社会不公平，调节社会矛盾，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主是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让人民过上真正“幸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主可能是一个陷阱，也可能是摆脱当前种种陷阱的唯一出路。民主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地推崇或排斥民主。民主是众多发展模式中的一个，不是唯一。民主并不完美，有它自己的缺点。在民主体制下，政府的决策效率往往低下，并且决策者可能为了赢得眼前的选举而忽略大局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当今很多发达民主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客为了讨好选民，通过举债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
尽管民主有种种缺点，但是它仍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就应该毅然决然地弃旧迎新。无论是旧的体制还是民主，凡是有利于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采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政党或体制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