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

　　张：如果按照所谓的正负面来区分的话，我们看到您的不少报道以“负面新闻”为主。为什么？

　　储：我觉得这不是正面、负面的问题。新闻都是关于变化的：社会在变化，人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会有调整。所以，我不是写正面或负面的，而是写中国人是怎么看这些调整的，中国政府是怎么看这些调整的，有关部门要怎么解决这些调整，他们的解决方式是不是有效。当然，你写新闻也要讲故事，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你才有故事，大家才会感兴趣。

　　张：您认为，新闻必须包含不同性质的消息源，其中的冲突也是必然的？

　　储：你现在肯定有误解。我写的很多新闻，有关部门是很满意的，尤其关于中国外交的报道。我感觉，这个题材我是还是比较有把握、比较客观的。我不会去瞎说中国政治如何如何，完全了解以后才去写，不会做渲染性的报道。

　　张：您对上世纪90年代很流行的那个词“妖魔化”，怎么看？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公众甚至多数公众依然认为，外国媒体还在“妖魔化”中国。

　　储：老百姓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觉得也是个问题，他们会有一些整体印象，但从哪里得出来的呢？他们直接看国外新闻吗？很少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国内媒体的报道吧。

　　在一些大的外交问题上，会存在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比如说中国崛起、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我想“妖魔化”的作用，不是媒体本身可以产生的，还是政府、政治家在操作。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恐怕中国政府当初处理时，有一些做得不足，他们说有些报道挺过分，也有一些道理。但大体上，我觉得没有有意识地去做。

　　张：我们查了一些资料，想跟您确认。您在采访一个“监狱”事件时，好像发生了器材被抢夺、采访被阻挠的情况。

　　储：那是去年9月份，就是先挨打，后来被拘留两三个小时。在北京丰台区，有个小监狱，把上访的人关起来。 最后，我报道了，但没有翻译成中文。

　　张：据说您遭到了十几个人的毒打？

　　储：当时有十几个人在场，能打的就打了（笑）。我自己没事，就是被打了两次，拘留了两个小时出来了。我去报警了，他们怎么处理，我也没去管。工作忙就不了了之了。我挨打疼了好几天，但不是那么严重。但那些访民呢？我走了后，谁去关心他们？他们受到的虐待比我严重得多。

　　张：文章发表后，有什么改变吗？

　　储：没有改变，他们还在做。说明利益集团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势力很大。

　　张：有种讲法，叫“政令不出中南海”，上下之间并非绝对的命令和服从关系。您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储：比如中央要求各省不能随便限电，说要为那些经过整顿的小煤矿恢复生产，前提当然是保证安全生产。但小煤矿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央政府你又要我们不限电，又要我多产煤，还要保证安全，你说不限电就是跟山西要资源，但每个星期出多少煤是固定的。所以，问题又出来了，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又头疼了。

　　张：我们跟不少外国记者打交道，能对中国这种复杂政治生态有准确把握的并不多。今天跟您交流，发现您是意志很坚定、想法不容易改变的人。另外，对普通公众尤其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怜悯之心。我想知道，这种悲悯之心来自哪里？

　　储：不是同情。有时候，那些上访的人老打电话，我也很痛苦。但我们要帮助国外读者比较完整地、客观地了解中国。所有人感兴趣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如果我能通过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的故事，把一个大的情况，或者一个大的问题讲清楚，把它的性质、复杂性讲清楚，我就满意了。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同情，但我不是为了同情而去写这样的东西。

　　张：您经常提到下基层、去农村，您在和中国同行交流的时候，觉得他们中真正重视农村问题、具有农村意识的多不多？

　　储：少吧。在我看来：第一，去农村采访是很有趣的，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们做三峡报道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的村庄很漂亮，也愿意在那儿多呆几天。第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个亿的农民，将来中国怎么变，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张：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更均衡、更全面？

　　储：本身要多努力吧。语言还是最大的障碍。我们不是很容易跟中国人打交道，对中国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完整的了解，或者了解得比较窄。如果能把中国最近比较好的报道译成英文或其他外文，可能会有帮助。很多问题还是国内媒体先写，而不是国外的，尤其环保方面的报道。

　　（本文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国际关系B701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项目”第三期“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