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储百亮（Chris Buckley）　路透社北京分社资深记者

　　【观点摘要】

　　●我在做报道的时候，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采访过程中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客观的认识，你才能写新闻。

　　●“妖魔化”的作用，不是媒体本身可以产生的，还是政府、政治家在操作。

　　●所有人感兴趣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如果我能通过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的故事，把一个大的情况，或者一个大的问题讲清楚，把它的性质、复杂性讲得清楚，我就满意了。

　　如果故事讲不好，谁听谁看呢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我们先从您做报道的经验谈起吧。您1990年就到中国来留学，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这个国家比较了解。如果是初来乍到的外国记者，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对中国形成比较准确的判断和理解？

　　储百亮（以下简称“储”）：第一就是多跟人说话，跟各界的人说话。你想了解的很多问题，恐怕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回答，多和中国人探讨这些问题；第二，看书，看中国媒体，都会有帮助。

　　张：中国媒体比较多元化，应该如何选择和搭配？有些外国记者告诉我们，他们引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消息时，是带着质疑心态的，只是在采访不到官员时把它作为一种官方态度而已。如果您要在报道中援引这些媒体的消息，会如何处理和把握？

　　储：大体来讲应该如此，新华社、人民日报当然是官方认可的、最信任的媒体。在一些重大的政策的问题上，他们的表达或解释，应该是比较贴近政府立场的。当然，也有其他媒体，可能会做一些深入的报道，比如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或者环保、法制建设、农村发展等方方面面。

　　张：在您现在做的报道中，大致有多少比例的消息源是通过中国媒体获得的？

　　储：很难判断，如果算上国内新闻的话，应该有一半是从中国媒体上得到的，另外是从朋友、接待员、采访中得到的，也有的是从学者或者NGO组织那里得到的。

　　张：许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习惯于不断指向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比如经常提到“毛时代”、“邓时代”或“一党专政”等。不知道您有这种印象吗？

　　储：可能有一些报道是过于简单的，但中国本来就是一党制国家，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无可否认的，当然和很多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你要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要他们多了解中国，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有些报道是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当然，很多问题跟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

　　张：在您的报道中，判断一个事情做或不做的标准是什么？

　　储：最具体的标准，就是有没有时间。中国新闻这么多，你当然要选择。有时候是想做也没有时间。其实，并没有很科学、很重要的标准，看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重要性、新鲜性等都要考虑。很多时候，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判断，当然也要跟路透社编辑商议好了。但是，很多问题，你选择做、具体怎么做，都是要自己做主的。

　　张：会不会有这样的矛盾：总部给派的任务，您不想去做，根据您对中国的了解这已经不是新话题，但总部的编辑还是希望你去？

　　储：有时候会有的，不是经常发生。同样的话题，你也可以找新的角度来写。如果读者对某个现象感兴趣，作为记者，你也不能完全不理他们。如果你觉得过去的报道是不完整的、有误解的，还要想办法补偿。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太绝对。我们很多外国记者，确实不是很了解中国。

　　张：你们在做重大新闻的时候，如何做出特色，以便在各通讯社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储：这很难回答，当然要做最好的，主要是准确、客观、好看。说白了，就是讲故事。如果故事讲得不好，谁听谁看呢？

　　张：说到讲故事，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华尔街日报的特稿文体。您在路透社运用的“讲故事”的文本策略有什么特点？

　　储：当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像那样写很长，以故事的方式来写。好看的意思就是语句好看，容易读懂。结构上，倒金字塔模式已经过时，通讯社要求写快。写快的过程中，第一遍不是那么好看，但可以改的。我觉得和报纸的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张：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点经验吗？比如新闻事实和背景资料如何有机结合等。

　　储：不同的体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很复杂的财经问题，肯定要多加一些背景的，把一些经济政策讲得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