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西方多元社会面临恐怖挑战 威胁“土生化”

穆斯林的“国中国”

　　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在全国各地有750多个穆斯林聚居的“cités ”。这些地区最早多是由政府兴建的供移民工人居住的大楼与街区，与主流文化在地理上处于半隔绝的状态。这里居住着法国40%的穆斯林人口，总数将近三百万。新移民与他们的后代在自己的社区里建立清真寺，开办伊斯兰学校、商店。这里的人们说着母国的语言，保持着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甚至部分地实施伊斯兰宗教法律，包括禁止酒精饮料、强令妇女出门带面纱、男女婚前不得同居、同性恋受到公开的歧视，等等。甚至不时会发生的男人多妻的情况。不仅仅是法国，英国、荷兰、瑞典、德国，都存在着类似现象。有调查表明，在德国的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达到35%。2012年，英国政府决定，每位男子只能领取一个妻子的福利。在现代化的欧洲，穆斯林聚居区是一个个落后的孤岛。

　　这种“国中国”的严重后果，在第一代移民中还显示得不那么清楚。新移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前来的。他们虽然不怎么能够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往往工作努力，自食其力，不太干扰所在国。接纳他们的国家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变相地将他们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无须去对待令人头疼的种族融合问题。

　　然而到了第二代，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国中国”成长的这一代人，持有那里的国籍，从小能说当地的语言，接受的却是父母来自的国家的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他们也不像父母那样拼命工作，往往还要依赖福利制度生活。以巴黎为例，穆斯林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确，欧洲的穆斯林中越来越多的人在依靠领取政府的救济生活，令当地政府背上严重的财政负担。

　　2005年，自巴黎郊区的穆斯林聚居区开始，法国发生了持续三个星期的大规模骚乱。穆斯林青年走上街头，袭击警察、焚烧车辆与建筑物。有数千辆车被焚毁，数百房屋被付之一炬。法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不仅仅是法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家近年来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穆斯林社区骚乱。比如2013年，瑞典发生的骚乱导致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处于混乱之中。事后的调查表明，穆斯林青年中的高失业率以及百无聊赖的生活状况，是促使很多人走上街头的原因。而在欧洲有案可查的恐怖分子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穆斯林青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英国一位著名的穆斯林组织者安杰姆·乔德里（Anjem Choudary）甚至在社区里号召穆斯林青年不去工作，领取社会福利后专注参加圣战。他说，从异教徒那里领取福利应该被视为“圣战者的补贴”。

　　在这些社区里，固然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也只有极少数人公开支持恐怖主义。但不幸的是，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2013年，由德国政府资助的柏林的社会科学中心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该中心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六个国家的摩洛哥与土耳其移民社区中进行了为时五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穆斯林认为，伊斯兰宗教法要高于本国的法律。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古兰经》只有一个解读版本。大多数人认为，西方国家的目标是要毁灭伊斯兰。在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之后，英国的200万穆斯林中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这一恐怖事件是政府一手制造的，杀害了52人的那四个恐怖分子，不过是政府阴谋的受害者。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瓦哈比教派的传播是导致欧洲穆斯林中极端主义思潮的根源。属于伊斯兰逊尼派的瓦哈比教派在十八世纪起源于沙特阿拉伯半岛，原本是游牧的贝督因部落中的流行的宗教派别。这一教派主张严格地按照《古兰经》的教义来生活，不容忍任何离经畔道的思想与改革。与其它原教旨主义（比如伊朗什叶派的教义）的区别之处，更在于瓦哈比教派力主圣战，用伊斯兰来征服世界。1932年，由阿卜杜勒·阿齐兹创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就是一个建立在瓦哈比教义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获得了大量石油财富之后，自1975年以来，沙特阿拉伯每年在国外花费大约二十至三十亿美元去建立宣扬瓦哈比派教义的清真寺与《古兰经》学校。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宣扬原教旨主义的场所。在言论、宗教、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保护下，伊斯兰社区瓦哈比意识形态盛行。许多在福利社会中失去了生活目标与意义的年轻人从这里寻求精神的出路。他们中真正去从事恐怖活动的尽管只有极少数，但是这少数的极端分子却成了不少穆斯林青年的人生楷模。《纽约时报》在2007年采访了巴黎近郊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杀死正在竞选总统的萨科齐。“我要为此进监狱。但是当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英雄。”他的朋友在旁边搭茬道：“我不会去杀他。但是我恨他。我们都恨他。”

　　民主国家政治角力的困境

　　欧洲社会中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促成了欧洲多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崛起。与主张限制国家开支、缩减福利制度的大多数右派不一样的是，极右翼势力强调以欧洲人的文化传统为社会核心，排斥外来的移民。2002年，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在首轮选举中击败了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紧追时任总统希拉克之后名列第二，震动了欧洲政坛。在丹麦、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中，极右翼势力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且在近年来有跨国联合的倾向。与此同时，欧洲的穆斯林也很快掌握了民主政治中以投票来取胜的这条最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多方面与支持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左翼结成了政治同盟。

　　2007年，法国人选出了政治立场偏右的萨科齐为总统。萨科齐在希拉克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曾经以强硬手段对付2005年的骚乱。2012年，当他争取连任的时候，穆斯林社区大动员，将选票投给他的挑战者、左翼社会党人奥朗德。法国《费加罗报》的调查发现，有二百万穆斯林参加了投票，他们将93%的选票投给了奥朗德。而奥朗德以多出110万的票数获胜。也就是说，穆斯林选票对奥朗德上台有决定性作用。

　　在穆斯林人口比例要低一些的英国，政坛也感到了来自穆斯林社区的压力。2010年，在一次地方性选举之后，英国的环境部长菲茨帕特里克在接受《每日电讯报》的采访时说，英国的工党已经被穆斯林激进分子渗透。他指的是“欧洲伊斯兰论坛”（IFE）。在该组织的支持下，伦敦郊区的穆斯林聚居区选出了一位支持推行伊斯兰法的区长。当地的工党人士感叹地说，这里已经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很快，该地的居民开始发动了被人称为“伦敦塔利班”的运动，禁止同性恋，要求妇女出门必须戴面纱。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面纱已经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与世俗化的欧洲社会冲突的象征。2004年，奥地利的林兹市的三位穆斯林父亲要求所有女教师，无论是否伊斯兰信徒，上课都必须带头巾，而林兹市的教育部门则禁止女教师遮盖面部。这一事件引起了该国公众的激烈辩论，也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有不少妇女团体的活跃人士指出，面纱是压迫妇女的象征。2011年四月，法国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禁止在公众场合蒙面的国家。违反者——无论男女——罚款150欧元。如果有人强迫妇女蒙面，罚款额可高达三万欧元。一位24岁的巴基斯坦裔妇女于是到欧洲人权法庭去控告法国政府，但是被法庭驳回。之后，比利时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也通过了相似的法律。

　　不过，在多元社会的西方，主流社会也对穆斯林社区的要求作出了许多让步。比如，最近这些年英国监狱中穆斯林囚犯成倍增加。伊斯兰领袖抗议说，监狱中的一些厕所朝着麦加方向，妨碍穆斯林朝拜。英国政府只好将监狱做了一番改造。不仅是欧洲，美国也作出了许多类似的举措。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关塔纳摩恐怖分子监狱。囚犯们抗议说，给他们送《古兰经》的看守是异教徒，身体不干净。于是五角大楼下令所有看守在接触《古兰经》的时候必须带手套，并用双手捧着。至于这样做是否有歧视非穆斯林之嫌，制定政策者似乎没有考虑过。

欢迎关注、扫描大公网国际频道微信“世说时局”（公号：shishuoshiju）

　　传递涉华信息，共享全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