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增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攻防能力;二是通过军事演习加强日美同盟的军事一体化;三是扩大日美同盟的范围,包括宇宙空间合作、情报侦察合作、应对网络攻击合作等等,日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向纵深发展。日本某著名战略派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支持美国行动的日美同盟可以使中国谋求霸权付出更大成本,可以影响中国对风险的认识,也有利于遏制中国改变现状的行动”。
其次是在东亚地区拉帮结派,构筑“对华包围圈”。一是积极推进东南亚安全外交,确立多边和双边等安全领域的合作;二是推动建立日澳、日俄、日印之间的“2+2”机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会谈机制);三是建立“日美+a”机制等,通过上述积极外交活动,主动构建亚太地区网络型安全体系,为日本在未来东亚地区新的安保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获得主要发言权做准备。安倍明确说过“日本外交首先要强化日美同盟,然后将同东南亚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再来同中国搞好关系”。
4. 在国际社会打造“负面中国”形象。
首先是夸大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将日本塑造成受害者,妄言中国“以武力改变现状”,将中国塑造成霸权者,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其次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游说国际舆论,通过达成一定国际舆论共识来围堵中国,将日本塑造成“国际规则”的守护者,将中国说成的“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以达到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
再次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为标准将中国列为“异质国家”。日本现实主义派学者高坂正尧认为,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和“利益的体系”,同时也是“价值的体系”。日本将中国认定为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不能共享“价值理念”的“异质国家”,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以此占据国际舆论的高地。
5.经济上出现“去中国化”趋势。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厚基础是经贸关系,目前中日每年的贸易总额高达3000 多亿美元。小泉执政时期虽然政治关系出现倒退,但经济关系依然不断发展,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但是,近两年来中日的经贸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连续两年中日贸易额出现下降。在安倍内阁抗衡中国战略的影响下,日本政府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安倍上台后遍访东盟十国,鼓励日本企业投资转向东南亚国家,经贸领域的“去中国化”倾向有所呈现。
日本对华政策转型的原因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既源于中日双边实力的此消彼长,更源于对未来亚太秩序中日本地位的焦虑和担忧。2010年后中日关系出现的根本性变化,既有钓鱼岛撞船事件等偶然因素的推动,又有日本内政的剧烈动荡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