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观察,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牵涉到国家利益的政策层面还是牵涉到国家体制的价值层面,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受到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的左右,甚至还进一步强化“走自己的路,让美国去说”的执政风格。表现在外交上,就是中国主动出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双边、地区、全球议题上加强沟通和合作的同时,还促使美方承认,至少理解中国所拥有的“核心利益”。
在这种情势下,曾经或正在欢迎美国“重返亚洲”的利益攸关国家和地区也不得不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近期不断派出阁僚级政治家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复公开表示“希望11月在北京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导热会议之际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是个明证。日本正在,或长期面临在最大盟国美国与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和合情的距离。
奥巴马总统任期只剩两年了。他在未来强有力兑现“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前景并不乐观。我在目前生活的华盛顿明显感觉到,奥巴马在对外政策上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资本投入中东局势,应付崛起的“伊斯兰国”极端伊斯兰组织,顶多勉强兼顾乌克兰局势。对亚太事务以防守为主,还要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除了政策本身在现实层面落空,“重返亚洲”政策还忽略了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利益、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日本与美国即使是同盟国,但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迥异。在日美之间关于中国崛起的“警惕度”和对亚洲地区的“认同度”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东南亚虽然正在东盟框架内经历着划时代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但无论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多样化、宗教因素、意识形态、以及与美国的距离感,东盟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差异:新加坡与柬埔寨、印尼与泰国、老挝与文莱、越南与马来西亚、菲律宾与缅甸,能直接对比,一概而论吗?这些两者之间难道完全可以说是共性大于个性吗?
在“中国崛起”这一庞大的表象面前,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在现实层面号称“再平衡”,在价值层面谈论自由、民主、人权,而实际上并未改变中国在周边地区影响力上升,更富扩张性的态势。
我认为国际政治领域这种华而不实的“刻奇”战略具有三个特征:一、在某一特定或非特定的群体之间产生共鸣的逻辑背后往往有着庞大、不确定、难以对付的“敌人”;二、它必然牵涉到“自我Vs.他者”的认同纷争;三、群体共鸣也好,廉价感动也好,假装崇高也好,这些情感被打造的过程中,主体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是利益问题,也是价值问题,而且,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