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对日本冲击非常大，有日本学者称之为“战后日本的总破绽”。实际上，被视为对日感情较好的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较早时就曾经讲过一句经典的话：“日本伸一只手贷款给我们，但另一只手却像魔术般取回多一倍的款项。”
1970年1月，泰国四名学生成立了“反日俱乐部”。到了1972年12月，泰国的高校就展开了为期十天的抵制日货行动，它揭开了战后亚洲青年号召抵制日货行动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本南进总扩张和总破绽的同时，亚洲的格局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1972年9月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紧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改变和尼克松（尼逊）总统的访华，当时日本国内的论调是，人家乘火车我们要乘飞机，日本要确保对华的利益，要近水楼台先得月。
与此同时，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首相在1977年的8月于马尼拉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的宣言。“福田主义”三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是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第二，是强调日本要与东南亚各国“心连心”；第三，是主张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后两者其实都是虚的，只有第一点“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才是实的、具体的。但是偏偏第一点已被日本当局全面否定。因此1977年的“福田主义”三原则实际上只剩下虚有其词的两个原则。
回顾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们还可以发现东南亚对日本的看法其实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是受到美国学者傅高义《日本第一》的影响，许多国家都掀起了师从日本的热潮。新加坡开展了“向日本学习”的运动，马来西亚号召“向东学习”，实际上就是想向日本取经。
但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要向日本学习、师从日本的时候，1982年以“进出”代替“侵略”的日本教科书出笼了，结果才有了一个旨在消除各方疑虑，强调日本教科书将“照顾亚洲各国看法”的“宫泽谈话”的出现。可是，今天的安倍首相却扬言要抛弃这个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