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又因为边远乡村的居民，无论是在政治资源的占有、经济资源的控制，还是在社会媒体资源的享有上，都远远无法与上层社会及居于中心城市的人们相提并论，对此，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做过评论：占人口70%的农村民众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和经济、文化活动的参与权，而城市中产阶级则可以依靠例如街头示威、政治游说、寻找党派代表、金钱购买等诸多正规或者非正规的渠道来给政府施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这种等级分化和城乡分化的结果就是，泰国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衡，从而加剧了上层社会与下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这种差距，又进一步固化了泰国政治和社会的阶级分化的现实。
据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全国的贫困率已经从1961年时的57%，下降到了2007年的8.48%。但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工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不断增大。
城乡差距上，2007年，泰国农村区域的贫困率高达12.04%，而城市仅为3.62%。工业分布上，曼谷及其周边地区集中了全泰国85%以上的工业，而占据全国50%以上人口的北部区域却只有12%不到的工业分布。
从收入分配来看，泰国的基尼指数长期维持在0.5左右，远高于0.3的国际安全线，占人口不到30％的上层阶级大约控制了泰国80%-90%的财富。不仅如此，泰国最富有的20%人群对国民财富的占有率还在持续上升了，而最贫穷的人群所占有的比重仍在持续下降。泰国的城乡及阶级间的贫富差距难以缩小。
当然，泰国社会并不是没有尝试去打破这种僵局，例如，他信的出现一度改变了这种局面。随着他信的泰爱泰党的成立，底层民众和乡村民众终于找到了打破等级分化、阶级固化和政治资源垄断的途径，找到了一个能够传播自己的政治声音的“可靠的政治伙伴”。泰爱泰党遍布泰国的分支，成为了底层民众和乡村民众的传话筒，他信的“30泰铢看病”、“对农民进行低息贷款”等“草根政策”成为了穷人们的福音。而他信，也通过底层和乡村民众选票的优势，在选举中独占鳌头。他信主政的几年成就了泰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
但是，他信的努力，终于在中产阶级、上层社会和军队的干预下，被迫中断。不可否认，他信的失败，是由包括腐败、出卖重要国有资产、激怒南部穆斯林、对泰王出言不逊、“柏威夏寺”问题处理不当等许多原因造成的，但从根本来说，他信的执政理念触痛了现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泰王、军方、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它们是不可能放任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永远也不愿意承认被“红衫军”扛上政坛的“他信系”领导人。
如果泰国政府想要改变这种局面，那就意味着要对城乡及不同阶级间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这就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但在当前，泰王和军队都支持上层社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背景下，这种改变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国家现实，另一方面是城乡间及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间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增大，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要么是持续的冲突和混乱，要么就是靠军方出场来暂停冲突和打破“僵局”。
简而言之，国情如此，既然不能苛求“妥协”，为何要苛求“民主”呢？社会的发展如果不正视国家政治的局限性，社会条件的不充分，以及民众意识的不成熟等现实，总是盲目的去追求一种幻想中的圆满，那换来的，恐怕只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动荡和民众绝望了。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件一件做，面对当前混乱，泰国人或许更应当去思考什么才是泰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有答案了，当前的混乱或许也就能够得到缓和了。当然，泰国政治和社会还存在几个关键性的变因，包括老泰王还能在世多久、底层民众是否会选择革命、外国势力介入的程度等，但这些都是后话了，泰国的发展，决定权终究存在于泰国人民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