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三年不到的时间，到了1976年，由于他侬返回泰国，在Bowonniwet佛寺出家，以及“法大学会侮辱王室成员”消息被曝光等事件的接连发生，忠于泰王的武装力量迅速采取行动，包围了民主阵地“法政大学”，制造了流血惨案，同时，时任国防部长沙鄂·差罗如上将也“重蹈覆辙”，以社尼·巴莫政府纵容共产主义的传播为名，发动政变，推翻了社尼民选政府。
此时，泰国的民主外套再一次被毫不留情的剥下，并被肆意的践踏在军权的脚底。而这一切，在初始阶段，其实都得到了泰王的默许。
虽然在1992年的“黑色五月事件”发生后，泰王被迫下令要求军方克制，并且也使得泰国军方淡出政治舞台近14年的时间，但这一切并未能停止军队对泰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与埃及军队在埃及的地位相似，在泰国，军队也从来是占山为王，无人可以动弹，连王室对它也得忌惮三分。
正因如此，军队官僚有恃无恐，它们不仅在各大国企、机构、部门安插军职，把持权力，还大肆利用军事基地和军事资源从事走私、贩毒等勾当，军队从始至终对泰国政治和社会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再加上泰国作为传统君权和佛教国家，传统观念在泰国根深蒂固，尤其是农村地区，人们对威权的敬畏远大于对民主、法制的敬畏，这就让泰王和军队能够稳坐权力宝座，无所畏惧。
所以，泰王和军队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现实，决定了，泰式民主的“妥协空间”只存在于王权和军权划出的圈子和框架里，一旦民主的诉求超出了划界，民主的外套就将被王权和军权毫不留情的脱下和抛弃。
如果说，王权和军队限制了“民主”的妥协空间，将可能的妥协限制在了很小的框架内，那么，第二点问题，即当前的城乡间及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间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的现实，则将这有限的泰式民主的“妥协空间”进一步缩小。
作为一个有着700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泰国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对泰国的上流人士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城市，坐拥祖产，享受富足，傲视穷人，而穷人们则难以跨越阶级的鸿沟，平生苦闷。数年前，泰国的上层人士们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即在投票时，曼谷地区的选票应当比乡下区域的更有价值，应当进行加权计算。泰国上层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中，泰国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有着尊卑贵贱之分，都呈现出了垂直形态：上级庇护下级，下级效忠上级，抱团取暖——在中国，把这叫做裙带关系、结党营私。
举个简单的例子，本次发动军变的陆军司令巴育，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今日之地位，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种裙带关系。巴育自从军开始，就跟对了人——泰国陆军前司令阿努蓬。二人先是一起在泰国王室卫队第21步兵团服役，后又转至泰国陆军第2步兵师，接着，当阿努蓬任陆军第一军区司令后，巴育也坐上了“升职器”。2006年，当阿努蓬与蒙特利争夺陆军司令之际，巴育联合众多中层步兵师指挥官力挺阿努蓬，乘势将阿努蓬抬上了军权之巅。泰国政治和社会的这类垂直关系形态使得等级和阶级间的转化异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