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认为，只要“赞成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什么组织都可以成立”，“民族独立”已然成了各社会组织的最高目标，任何国家如“破坏越南的民族独立”，则各方都要反对。从这点看去，“民族独立”已经成了越南民主的唯一标准，只要满足这一标准，任何组织都可以在越南合理存在下去。
为求独立而求同存异的方针是小国为寻求生存而选择的合理手段，但越共在具体操作上已显得不加畛域，这一体现莫过于在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未彻底展开之际，越共已无条件地欢迎包括美国越侨在内的海外越南团体回国活动，胡志明市等原南越核心区域的离心倾向和“百花齐放”的局面也便在情理之中。当越共引导民意，尝试化民怨民愤为“民主”时，玩火自焚的可能性即已存在。
河内当局也并非无能之辈，越共认为自己在民主建设期间颇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失误，在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也容易带来“和平演变”的结果，这些也都属于越共的“四大危机”，他们于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其实是极为敏感的，早在2011年时，河内就对当时爆发的南海反中游行示威大为警惕，越通社也曾为此发表社论，强调事态正在发生变化。越共当局从2011年开始更专门抓捕大批以“批评中国”著称的博主和反体制活动人士，使北京与越南共同计划的“两廊一圈”方案自2004年以来却基本未受阻碍。
但是，由于2008年后的经济大范围衰退，加之越南企业在2013年更遭遇惨重亏损，数额达206兆3,310亿越南盾之巨（约合10亿美元），河内正面对日益增长的民怨。当越南当局试图在经济与民生间取得平衡时，越共在领导人的更新换代之际也出现分裂，这一冲突在享有绝对威望的武元甲大将逝世后已被彻底推上台前，更显得火药味十足。
以往各派人士在“武功贯国史，文德贯人心”的“文哥”武元甲面前还不敢轻易撕破脸皮，但“文哥”已死，越共各派也便没了忌惮。高层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思想的混乱已经预示了越共控制力的减弱。
在经济分析人士担心越南在7月可能爆发经济危机之际，阮晋勇政府借南海危机引导民意，让大众不至于对经济失败注目过多的可能性就已呈现。此前，利用民族主义思潮借南海说事在越南已成体系，越南政界及其智库幕僚对此自是清楚。尽管其中存在部分反体制因素，但越共自恃已经在城市对其管制多年，因此便在媒体等领域提前展开大规模行动，自5月7日以来就先行报道中越海上交锋。5月11日的示威更有类似意味。越共仍以为自己可以轻易掌控民众行动。
危机中的越南当局显然已经力不从心，越南经济部门高官就强调，此案“背后有一些挑动的坏势力”，很多工人更遭到蒙蔽。越方向台湾当局解释时也称有“不肖份子潜入，带头冲进外商工厂，打砸抢烧厂房”。本有异见人士计划在5月18日准备大游行，其诉求更明确地落在了“南海”上，越方不得不继续对类似“民意”严加打压，强令示威不得越界。越军警更将“强势介入”，防止活动人士串连。
1986年由阮文灵主导学习中国的“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在21世纪终于进入了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期。350万越共党员正遭遇质问，有声音认为他们似乎难以代表9000万越南国民的意志。越南政治行为的功利性也让河内的“民主化”进程充满波折。很显然，进入改革深水区的越南政府仍希望利用传统手段转移危机，以便更好地维持当下体制。
中南半岛的动荡也已于南海的一侧逐渐辐射开来。这一危笃现状对于试图打造“睦邻外交”，重构国际关系管理体系的北京习近平当局而言，更已显得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