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蒋经国处理“十信案”是断然处置。实质分析，蒋经国为解决幕后利益集团盘根错结的人脉关系，花费时间长达两三年。这说明打老虎要有决心与意志，光靠“依法处理”，无异于缘木求鱼，解决不了问题。
蒋经国在生前处理完十信贪腐问题，相关当事人绝不敢鸣冤。但在蒋身后，当事人之一的萧政之却一再喊冤。萧认为他的入狱是蒋经国的“司法迫害”，依法论法，他不该坐黑牢。然而萧忽略了贪腐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道德与经济问题。
针对萧的辩解，某位深知内情的人士表示，蒋经国看问题不局限于“法律”，而是一个整体。蒋经国认为：萧政之位居中将副主任，怎能屈膝于商人之下，为商人打通党政军情人脉通路，“紊乱体制”。蒋彦士、王升、马纪壮等人虽然不会拿蔡辰洲一毛钱，但毕竟提名蔡参选立委。最终立院上演金权政治搞出十信贪腐案，使国民党形象毁于一旦，难道蒋彦士等人毋需负任何的政治责任？在依法审理期间，徐立德、陆润康等人因政治责任而下台，萧却不顾政治责任仍在动员党政军情人脉关系向党主席施压，这是蒋经国重判他的关键所在。毕竟任何领导者面对贪腐问题，都难容忍萧干预国法党纪的作为。何况萧不仅为个人鸣冤，还拖要员下水为蔡辰洲脱罪，蒋经国该如何处理？
除国法、党纪外，萧是蒋经国长年部属，蒋将华视交由萧执掌，却成就萧的政军商的关系。在十信案发生后，蒋痛责萧”忘恩负义”，先将王升外放，目的是杀鸡儆猴，以免高级军事将领为求田问舍之事沦为商界的附庸。
当年除十信案外，还有一个“江南案”。江南案重创军情系统，严重影响台湾外在形象。而十信案动摇国民党统治基础，为断绝贪腐与金权政治结合，及挽回台湾形象，蒋趁解决这两案之机，已审慎思考台湾未来发展，解除戒严，缓和两岸关系，均与此有关。
敢和蒋经国拍桌子的李国鼎
基于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经验的考量，蒋经国对处理贪腐与金权政治问题一向是谋定而后动，其中政治考虑远高于法律执行。他与“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之间的关系，一向是相当紧张。李在担任“经济部长”时代主张引进外资，放松外汇管制，设定租税优惠政策，与蒋经国思维大相径庭，为此两人经常因政策之争发生冲突。
有一次双方因纺织出口业务起了争执，蒋经国认为李国鼎有图利商人之嫌，而李仍不停辩解，双方吵到连蒋的侍从主任叶昌桐都推门一探究竟，眼见蒋气呼呼的，眼睛直射天花板，李国鼎则拿企画书掷于桌上，口中喃喃自语：“说我图利商人，绝不接受。”叶婉劝李先退出，岂料李突向蒋表示，“你认为我图利商人，请长官下令彻查我家存款账户，如果有一毛落入我的口袋，请依法办我，我绝不抗辩。”蒋经国说：“企画书放在这里，我们改天再谈。”
没隔几天，蒋经国召见李国鼎，拿出一堆检举李的黑资料，要他解释清楚。李国鼎答复说，为台湾我是图利人民，为商人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增进就业图利人民吗？这句话对身兼经合会主委的蒋经国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蒋耐着性子，聆听李的陈述——当年位处南部的本土企业集团靠纺织工业起家，为扩建厂房需要土地、水电与相关基础设施支持，然而受制于水电法规，厂房纵然建成，水电仍无法充足供应，迫于无奈台南帮直陈李国鼎。李二话不说亲自下条子指示水电公司必须限时完成水电供应，由于水电公司调度水电需缴交5%的赋税，李裁示5%赋税可减免，水电公司不敢违法，于是提交报告。李看后为之震怒，打电话给主管单位要求依“裁示”处理。当水电供应完成，台南帮企业因出口外销赚了不少钱，为汇差问题又找上李国鼎，李于院会中直陈“政府部门”理应放松外汇管制。李接二连三为台南帮“护航”，终于引发黑函风波。
蒋经国接获黑函也曾派员暗中调查，证实李有为厂商护航之嫌。为查明事件原委，蒋请李解释，李毫不含糊地拿公文向蒋说明，减免5%水电调度费，台南帮为台湾赚进多少钱，增加南部多少就业机会。为放松外汇管制，台南帮可将汇差所得转投入产业扩充，增进台湾就业市场的活络。听完解释，蒋经国不发一语，当着李国鼎的面，将黑函投于铜锅中予以烧毁，然后示意李退出。
从蒋李之间的互动，不难看出蒋对李所说“图利人民”这句话留有深刻印象。后来，李国鼎转任财政部长，为盐价调涨问题，闹到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蒋没让李下台，反而指令督导盐务的“财政部”常务次长王绍堉负政治责任。蒋明告李说：“盐价调整算是图利人民吗？”
这句话道尽蒋李关系之所以无法向上发展，而由孙运璇组阁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李任经济部长“图利人民”，是李的权责。当他转任财政部长“为国增税”，又是他的权责。至于如何在“图利人民”与“为国增税”之间取得平衡，蒋比李看得更清楚，这是蒋尊李而不亲李的关键所在。
在孙运璇组阁后，蒋经国交代李国鼎出任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李负责筹划全台半导体科技园区。为成立晶圆加工厂，李国鼎除在行政院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外，还在新竹成立科学园区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在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的过程中，许多人反对，蒋召见李，问：“什么是半导体？”李率直回答说：”我不懂！”蒋再问：“等搞懂再设科技顾问委员会，较符合经济效益。”李答：“就是不懂才要设，否则会浪费预算。”蒋听后说：”你去处理。”
从两人简单对话中，不难发现蒋经国对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工研院及工业园区显然是持保留立场。李国鼎也深知蒋的用意，为去除蒋的疑虑，李认为此事成功的关键在于舆论，于是每逢国外科技顾问来台，李必然邀请报社高层及主跑科技新闻的记者莅场旁听，一方面吸收科技新知，一方面争取舆论支持。果不其然，许多密报传至蒋的桌上，蒋再度召见李谈“记者参与施政大计是否妥当”的问题。李国鼎从容答复说：新政策如能得到舆论支持，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其次记者不是官员，没有参与大计的权力，所以也没有所谓结帮拉派的问题。蒋听后不置一词地看着李，眼神透露出莫可奈何的姿态，还是一句老话“好好处理”，结束这场对谈。
据李国鼎的事后回忆，成立科学园区需要庞大的预算与人力规划，结果李凭借七人之力搞出新竹科学园区，每年约招揽八九千人回台服务。这使得蒋经国颇为忧虑李国鼎是否会拉帮结派与金权政治结合，成立KT派（注：李国鼎英文名字缩写）来影响政治。为免除蒋的疑虑，李国鼎终身不做求田问舍之事，也不持有厂商股票，也不与商界有金钱往来，至于科技界的所谓的KT派，仅是高尔夫球场的球友，而不是财团的朋友，以此取信蒋经国。
所以王作荣说，在蒋经国时代为官，要做到“苦干实干两袖清风”的确是不容易。蒋经国时代的财经官员都能得保善终，少有人批评，一方面是蒋管制得当，一方面是财经官员廉洁自持，所以才能开创台湾黄金时代，李国鼎就是一则鲜活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