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当局长，一边扫地
南方周末：回到2003年，我刚才看了你卸任局长时开怀大笑的照片。现在好像跨越了十年。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你再度跳下来任职？
龙应台：没什么太大的学问。2003年我离开台北“市政府”，为了跟台湾保持一点距离，直接去了香港。在那之前三四年，我基本上就是全身投入、粉身碎骨式的工作方式。
几乎是刚好整整十年过去，我再进来，我想跟一个念头有关，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台湾未来的关切，是非常强烈的。这几年，台湾人自我感觉不是太好，有相当程度的忧虑。
马英九第二次上任后，找到我。在台湾进入政府是一件大家公认是一件官不聊生、跳火坑的事情。我已经到了六十岁，这一生如果还要做这种激烈的苦工的话，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南方周末：你就任，在什么时候开始要带一套路线图来做这件事？
龙应台：进来时不会有个路线图，你只带着你一辈子的涵养，以及你原来的想法跟风格。小到比如过中秋，礼物满天飞。礼物都是小礼物，柚子、水果，或者是月饼。可我就不送，也不编送礼预算，因为我觉得太多了。
2012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之后的，第二个一百年的元年，我们成立了“文化部”。我所接到的工作之艰巨，我相信没人体会到，包括我自己。
1999年我进入台北“市政府”时，全台湾没有“文化局”，我从零开始。做局长是我，扫地也是我。相比起来，现在这工作比十年前的工作要辛苦好多倍，原因在于新跟旧。
以前是开疆辟土，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它基本上就长什么样子。现在是让它彻底转型，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没有预料到的是，组织改造。
如果我是第三任、第四任“文化部长”，我可能进来就带着我的路线。因为那个机器它已经每个齿轮都到位了。现在是，每个齿轮都要看看它应该被放在什么位置。
同样是12岁的孩子，他们的文化资源一样吗？
南方周末：在“文化局”，你等于是个接收大员，那时候只是一个收编。到“文化部”，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必须提交一份蓝图。
龙应台：我2012年2月进来，大概3月就提出了你所说的路线图，我们称之为文化政策。因为你第二年的预算，是从3月开始。所有的政策落实，全都体现在你的预算怎么编。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花起码三个月去做大盘点。我要求我所有附属机关——我们有十九个附属机关，包括博物馆、美术馆、交响乐团、县市和地方文化中心——做大盘点。大盘点时，每个机关主管，要把他的预算是怎么分配的，整理出来。
我提出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泥土化。什么叫泥土化？意思是公民文化权彻底的落实。就是我会要求我各层的官员主管，你问一下自己，我们作为政府文化资源 的再分配者，在台北的核心，最富裕的一个区，一个12岁的孩子，跟在台东山区里、部落里的原住民，同样12岁的孩子，他们之间，所享受的文化资源落差有多 大？
南方周末：落差有多大？
龙应台：太悬殊了。台北市一个12岁的孩子，他在学校接受音乐教育、美术教育；他走五分钟可以到一个电影院；也 许坐地铁十分钟，就可以去看一个音乐剧；在他走路的范围之内，就随时随地可以听到作家的朗诵、可以走进美术馆看最新的展览。但在台东的山区部落里的孩子， 他有什么东西呢？除了大山、大水、大江之外，他的资源非常少。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就是我们各个层级的文化首长，必须要紧紧放在心里的问题。台湾总共有22个县市，有319个乡，总共有7835个村。泥土化同时就有一个7835村落计划。
南方周末：这是第一个路线，其他的呢？
龙应台：第二个路线是国际化。台湾有一个悖论：它的文化含量很饱满，很充沛，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在国际社区里被孤立。可能台湾人要做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倍的努力，通过文化的方式，跟国际社区有正常来往。
第三个路线，我称之为价值产值化。多少年来，台湾人在文化上，我觉得是比较温和、保守，或者说相当传统。它非常重视文化的纯粹性，比较少从产业方面去切入。真正地把文化当作产业来做，还是近十五年、二十年以来的事情，你现在还会碰到很多的创作者反感产业。
我还想做一件事情是，内容的产值化，内容的加值。譬如说，我们有很多珍贵的资料。以“中央社”为例，有非常大量的图片，你看不见的这些资料，怎么把 它全面盘点？它有点像是，你有一个很大的水库，进入水库，里头都是非常珍贵的好水。可如果你没有给这个水库建立水管，建立的水管又没有水龙头可以到每一个 使用者的手里，它其实是浪费的。这个水龙头就是云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