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对于返回台湾面临的局面，你有什么样的估计？做了哪些准备呢？
张安乐：当时估计有3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是，第一天侦讯完交保。第二种情况，闹这么大，检察官不关你两个月，也不好交代。第三种情况，如果碰到法官周占春(台湾亲绿阵营法官)，没罪也有罪。但说实话没想到会是第一种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17年，回到台湾后会不会有一种“家乡成异乡”的感觉？
张安乐：不会，很多老朋友都在，两边都是我的家，深圳、上海是我的家，台湾也是我的家，家乡不会变异乡。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台湾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应该变化不大，反而很有亲切感。我朋友说台北这么破旧，我说旧而不破，台北发展得早，不像深圳是个新的城市。深圳市容比台北漂亮，马路很宽。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知道马上要戴手铐了，往下能看到基隆河、淡水河，我小时候住大龙峒，觉得很亲切。从松山机场押出来的时候，上了手铐，在囚车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去，但看着两边的台湾街道，就很亲切。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回到台湾之后，他们无非给你扣上两顶帽子，黑帽子和红帽子，这两顶帽子具体指什么，你怎么看？
张安乐：黑帽子就是竹联帮。但我去美国以后基本上就已经脱离了，后来为什么又会牵扯进去？因为“江南案”。“江南案”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也付出10年代价了。“一日香火缘，终生兄弟情”，竹联帮背景，我不否认，兄弟情还在，但所谓帮派的活动也好、赌场也好，都没有!所以黑帽子我不怕。
红帽子是民进党一定要这样给我戴，说我是什么“中国”派来的特使。如果民进党不戴我帽子，就不叫民进党，壹传媒不戴我帽子，就不叫壹周刊。
环球人物杂志：你从什么时候萌生了推动两岸统一的想法？
张安乐：从小就希望统一。小时候就从父母那里知道大陆的事情，可是又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很亲切，又很陌生。而且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活泼泼的好学生”，这样的话随处可见。我们是这样长大的，难道会不想统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