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在“江南案”发生之后，你去营救他的原因吗？
张安乐：“江南案”发生以后，我有一卷录音带，联邦调查局来跟我要录音带，两个月我都没有给他们。最开始，我是希望救我们大哥(陈启礼)，我去跟台湾谈判，但台湾不肯答应。之后联邦调查局又来找我，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有录音带，最后他们的人就讲，要救你大哥的性命，只有靠我们，我们知道实情，但没有证据。最后为了救人，我不得已把录音带给了他们。当天下午交出录音带，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情报局长”汪希苓被逮捕的新闻。他们一定是通知了台湾，录音带拿到了，牵涉到了谁，然后台湾去抓人。这是台湾跟美国两边的默契。当然，美国对台湾不满，但它希望把伤害降到最小。
环球人物杂志：时隔近30年，你怎么看待当年的“江南案”？
张安乐：我只知道我这部分。30年后再看我要不要去救陈启礼？我当然要去救，就这么简单。我们围魏救赵，指控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从此蒋经国讲了一句话：“我们蒋家不会有人接班。”这是“江南案”最大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后来被美国法庭判刑？
张安乐：美国并不喜欢我，因为我会找媒体。我认识一个叫阿书的福州人，他自己本身没有吸毒，他身边有个叫小明的人在贩毒，但跟我无关。他们(美国当局)通过阿书找小明买了1公斤海洛因，还故意用广东话问阿书：“白老大(白狼，指张安乐)怎么说？”后来这个案子在庭上放录音带时断章取义，我说：“粉(毒品)最好不要碰。”翻成英文变成了“Powder is good.”(粉是好东西。)
非常佩服林毅夫
环球人物杂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张安乐：和大陆留学生的交往。我选择去美国，一是因为听说大陆改革开放，开始派留学生去美国，所以就想去美国跟他们接触，我认为将来推动大陆改革的就是这些留学生。二是我也希望可以拿个学位，然后回大陆。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台北到美国，再到北京。我必须到美国的知名高等学府拿到一个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回到大陆。我蛮佩服林毅夫的，但我不是他，我没有那个条件。
在美国，我接触到的大陆留学生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黑色的布鞋。美国都是公路，他们去购物都要骑脚踏车(自行车)，很不方便。一开始我提出开车载他们去购物，被他们婉拒，后来逐渐混熟了，他们也被我的诚意打动，会来问我要去哪里可不可以搭便车，一辆车不够，我就找其他同学帮忙，这样慢慢跟他们建立了交情。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很早就决定去大陆发展？
张安乐：我关在美国的时候，跟我妈通电话。她问医生，能不能活到我儿子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几年后，我健健康康回去，就把我妈接到大陆。这个决定是对的，她最安定、安详、幸福的是后来这十几年。没有烦恼，儿孙满堂。
环球人物杂志：在大陆期间，有哪些收获？
张安乐：第一，让我妈妈有个安详的晚年。第二，我把老家侄子、孙子辈带到深圳，有开书店、开洗衣店的，有在百货公司当经理的，都立足了。留在老家的，就供他们读大学，把老家亲戚的生活都改善了。今年是我妈三周年忌日，来了十几辆车，我问一个外孙女“车子够不够？”她说，我们别的不多，就是车多。我觉得蛮安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