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郑曼玲

万众瞩目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晒出改革清单，诸多亮点令人耳目一新。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改革措施有“收”有“放”，特色鲜明，深深打上“习李体制”的独特烙印。

以备受关注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举措为例，显然是从完善国家安全体制角度出发而制定的一项“收权”战略。之所以要将现有的国家安全力量进行梳理，并设立更高层级的机构，对权力进行重新收编分配，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坐上世界第二的位置后，体量日益庞大的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处于“不能避、不能让”的境况，而随之而来的，无论是外交、军方、公安还是国安等部门，虽然均服务于中国的整体国家安全利益，但也日益显示出更多的独立性。这种情况下，迅速组建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能协调各部门利益，并谋划共同的国家战略。

同样，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亦可算是“收权”策略之一，这是基于当前改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如果说30多年前还可以依靠摸着石头淌过不太深的小河，当下进入浪大滩险的改革深水区，如何才能安全稳妥地过河，则更需要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也因为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恢复“体改委”的呼声日隆，公众冀望通过中央建立高层次、有权威的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督查评估，唯有如此，才能纲举目张，为解决其他问题铺平道路。当然，改革顶层设计的“收权”，并不意味着让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噤声，因为对于任何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治理设计，都不能让利益相关人置身事外，而体制改革亦非机械操作，不可能完全依赖顶层少数精英设计出一个“施工图纸”来施工。所以，三中全会公告在提出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同时，亦不忘重申强化地方的责任意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希望通过吸纳民意、充分博弈，最后形成合理且可行的改革方略。

当然，在这份未来中国改革蓝图规划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放权、还权”的勇气和决心：包括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等等。从中不难看出，执政党正在主动自觉地进行“壮士断腕”的改革，通过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而这一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全能型政府向政府与市场分化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公权力寻找边界的过程，它恰恰正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要义之一。

有所为有所不为，显然正是一个民主化、科学化管理的政府所需遵循的执政理念。可以预见，未来数年的中国改革，将以收权、放权、限权、制权为核心，通过不断的调整来重塑权力结构。能否做到收放有度、民主与集中结合，则将极大考验执政党的智慧和能力。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张广昭

据刚刚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将经济体制改革置于改革最优先的地位，决心延续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是次全会公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其实，由习近平担任起草小组组长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就已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事实呈现的，在中国式市场经济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国家力量相对于市场力量要大的多，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明显的强化国家力量的特征。这已成为阻碍中国持续繁荣增长的主要根源之一。

政府或国家应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竟应是何种样式，一直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比较经验证明，国家在一个社会启动经济增长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强国家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客观的说，自由主义的分析文章普遍忽略了国家行动主义的作用，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文献。

事实上，每一个新兴国家崛起时，无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启动增长。即使是被视为自由市场的正统者——英国，也等不及经济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发展起来，创生了大型国营巨头——东印度公司。独立战争后的美国、1870年代的德国、195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无不是在兴起阶段通过国家行为启动的增长。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许多国家主义者来说，“把国家找回来”的概念往往被解释成“将市场和社会踢出去”。可是，如果缺乏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市场力量，那么国家就必然要承担全能政府的角色，因为它即使想放权，也没有可以放权和委托的对象。随着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和不断增多，有限的国家资源将无法应付。其结果可能是，一方面的旧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方面新的问题越来越多。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引发社会对国家和政府的普遍不满与失望，国家越来越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

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边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而适当的政企关系，被认为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经济兴起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适当的政企关系依然不存在，反而是存在强化这种紧密的政企联系的特征。

中国堪称当今世界正常国家中政企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道路和相关意识形态的限制，决策层担心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与现存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冲突；而抓住大型国企有助于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增强执政党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这便是隐含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可以说，国有企业成为近十年“中国奇迹”的受益者，同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绊脚石。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运营者。审视中国近些年经济的变化，会明显的发现国家渗透参与市场的力度在不断的扩大。此外，多起国企并购失败的案例显示，在全球市场竞争时，企业的国有性质可能带来的更多是阻碍，而不是助益。这一点，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尤其明显。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企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而现有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对此，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必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如此，中国的持续增长才会可能，“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基础。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赵前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执政党未来十年改革攻坚战已经吹响了号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场被认为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年走向的标志性会议上，执政党数百名政治精英通过一份公报和“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执政党新设立了两个高级领导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新的机构意味着新的权力和职责，按照中共历史经验看，明确的机构和领导班子能带来“真刀真枪”的强力推进。那在三中全会上新设立的这两个机构意义如何？

许多观察家眼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并不令人意外。早在年初便有建议希望北京方面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官方则始终没有对此予以公开评论。笔者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来考察这一新机构的设立。

从国际上看，美国从1947年冷战初期就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组成，而军事、情报和财政等各重要实权部门长官也常常参加决策。俄罗斯同样设有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91年后更名为联邦国家安全局，换汤不换药，其仍然是关键的维持政权稳定的强力机构。不久前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动议。大公网评论员李远航发出“日本设立最高外交安保机构中国怎么办”的呼吁。虽然中国版“国安委”的设立应该谋划更早，但国际诸多大国纷纷在国家安全领域布局，必然令中国的执政者们感到趋势使然，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从国内方面考虑，此次中共决定设立国安委存在更深层次的背景，并且一个突发的诱因令此顺理成章。仔细观察三中全会的公报，对国安委的官方表述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公报将其放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段落里，作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共安全”的体系成员，其国内治理的用意凸显。因此这个“国家安全”的含义将十分广泛，而不止于狭义的“国土安全”，很可能将包括类似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反恐职能——大会前夕发生的“10?28冲撞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就是一个典型注脚，也是国安委设立的“引线”。同时，维护包括“经济安全”，“网络安全”乃至“意识形态安全”等大安全意义的职能亦可能被赋予。

另一个亮相的新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有迹可循。在中共的权力运行机制中，这种专门名号的“领导小组”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历来是最关键、最高层的决策机构。比如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实就是“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此次设立的“改革小组”更是具有风向标意义——三中全会只是提出了截至2020年的总目标，具体的改革方案制订，其重任便落于这个“改革小组”身上。

尽管与历史上多次会议一样，这次三中全会对各界期待的各项改革没有具体描述，却布下了两颗最关键的棋子——在这场将持续十年的改革攻坚战里，“国安委”专司守卫，是国家和政权安定之盾，而“改革小组”则司进取，是改革攻坚的利剑。

未来十年的改革攻坚，注定是一场“触及利益”也“触及灵魂”的硬仗。而“国安委”将确保这场进军“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改革小组”的设立，则将督促其“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在未来一段时间，人们会看到剑之利和盾之坚。

大公网评论员郑曼玲

在“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今天，任何关系中国改革路向的一举一动，往往都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更何况，在传统的政治认知中，三中全会早已被打造成“改革的图腾”，而打上了“习李”烙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未来数年中国往哪里走、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无疑更有着风向标的意义。

而今，伴随着数月来不断升温的想象和期待，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这份“中国改革新程总纲领”至少回答了外界三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将继续对外开放？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伪命题，在东西方经济高度融合的当下，应该没有谁敢贸贸然闭关锁国、独善其身。但是，对于近一年来在中国日子过得不那么顺心的跨国企业来说，这一点却不能算是杞人忧天。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不少跨国企业成为官方媒体瞄准的曝光焦点，在苹果公司、大众汽车接连遭遇舆论的严厉批评之后，前几周，星巴克拿铁咖啡的定价也成为了官方媒体质疑的对象。除此以外，监管部门也频频出手，葛兰素史克因涉嫌贿赂官员和医生而受到调查，几家外国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也因涉嫌操控价格而收到1.1亿美元的罚单。在净化市场环境的旗号背后，人们似乎还嗅到一些民族主义的气息，一些外国投资者开始抱怨，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了。也因为如此，他们密切关注三中全会释放出来的信号，以此作为是否继续加大在中国市场投资的依据。

而今，全会公报不仅重申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还提出将以开放促改革，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显示出足够的善意。这一信号或将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这块全球最诱人市场的命运，从目前来看，外国投资者的处境可能会有所好转。

第二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加大力度推行经济改革？过去30多年，中国以摸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行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虽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体制制度条件，但一些重要领域改革的滞后，也给经济转型升级制造了许多体制制度障碍。当下，几乎谁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已极其严重，无论是出口和内部消费之间、生产型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还是城乡之间、过度消费群和消费不足群之间，如果不解决这些不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无疑将成为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迫切期待习李上台后能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

此番全会公报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惜笔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更重要的是，当局还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构想，以此推动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这些论述足以表明，当局具备破除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瓶颈的决心，希望由此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科技创新替代资源消耗拉动经济增长，以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三个问题，改革是否会真正趟进政治深水区？与经济层面类似，中国在政治层面亦处于失衡状态，官僚和商人等所谓精英阶层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底层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空间却极其有限。这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只能导向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结构。新一轮改革若想取得历史性的成功，政治体制就必须与经济体制进行动态调适，而这需要不断主动地协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习李体制”开启之初，人们曾经对其在政改上实现突破抱有美好憧憬，但随着近半年来，一些久违多时的口号在各地卷土重来，社会上开始弥漫出一种迷失前进方向的彷徨情绪。直至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高层屡屡在各种场合声称将下定决心启动一场“范围及力度空前”的改革，又再次提高了社会期望值，重新燃起各界谋新求变的希望。

而从业已公布的公报论述来看，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或将在执行力建设、权力制约监督、民主法治进步、简政放权减少干预、打破利益固化藩篱、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等诸多方面落笔。可以预见，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路径是：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突破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从“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重申，外界也可感受到，中国的政改仍将遵循“积极稳妥推进”的基调。显然，执政党希望以最大程度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避免任何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损失甚至破坏。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谢志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万众瞩目和急切期待中终于落下帷幕，会议之前的高调预热和会议过程的相对低调，使得新发布的5千字的会议公报吸引无数眼球，很快就成为国内外媒体、政商人士和研究者争相解读的对象。毕竟，在中国改革号角再度吹响之际，世界不能不为之侧目，因为这次吹响的改革号角，是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环境下由新的领导集体向新的历史使命进军的集结号。

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坐标和历史坐标

在中国政治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是宪法确立的领导力量，其领导力和影响力贯彻在所有国家机关和国家事务中。中央委员会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从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权力结构来看，在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党的领导事务中拥有最高决策权，又由于宪法规定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成为中国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

很多人会拿十八届三中全会跟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从改革的角度这二者可能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意味着开启全新的改革时代，改革的转折性、战略性、急迫性、全面性都具有可比性。但如果放在历史时空来看，二者面临的具体历史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是十年文革和之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确立及艰难探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世界处于冷战之中，意识形态影响巨大，中国的经济体量弱小，普遍性贫穷，还处于比较典型的农业社会之中，工业化刚刚起步，农民占人口数量绝对多数，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是对旧体制痛定思痛的革新，虽然从官方到民间高度认同改革，但方向并不明确，方案就更加不系统。在那个时代不能提商品经济，更别说走市场化道路，连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农民冒杀头风险闯出来的。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环境，则是位于世界第二的超级经济体量，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均GDP超6千美元，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和中等发展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1%，整体进入工业社会中后期。十八届三中全会也面临改革，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交织、尖锐和激化，这是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同步运动的必然结果。但它在改革方向上几乎不受困扰，没有人会要求取消市场经济走回头路。事实上，它的重要作用是总结、梳理、肯定已经积累起来的35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规划新的历史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两种分化明显的政治与社会体制中进行的转型性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在较低水平的市场化社会向较高水平的市场化社会发展进程中进行的转型性改革。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任务

众所周知，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都与改革密切相关，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方案都在三中全会部署。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启动农业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治理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则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目光再度聚焦三农，作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七次三中全会，着力于经济改革和农村发展，贯穿改革开放35年，其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将64年新中国历史的后半程点缀得分外鲜明并熠熠生辉，使得前半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显得厚重和艰辛，并更加彰显了建国之前百年屈辱历史赋予中国政治领袖追求国强民富的梦想。

铺开近现代中国史，贫穷、涣散和积弱令人印象深刻，任何有责任心的中国政治家和政治力量都会将中华民族崛起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使命，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也是辉煌历史的召唤。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领袖，也同样要回应历史的召唤，承担历史的责任。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农村、农民和农业，走工业化道路，改善民生，强国强兵，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主要任务，也是对历史和人民的交代。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这种历史使命和自己的理论原则统一起来，让共产党的理性与中国传统协调，否则执政就难以扎根。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并非本土思想的产物，其政权也并非和平方式获得，由地下党成为执政党，由革命党成为改革党，由工人阶段先锋队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一系列身份的转变，同时更重要的是完成本土化转变。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摸索这种转变的历史，由照搬苏联模式向走中国道路的探索，直到文革。文革其实反映的是共产党的传统思想原则与中国本土传统最深刻的抵牾。对于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文革当然是场悲剧，但这场悲剧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凤凰涅盘。其后开启的改革开放，使共产党人逐步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思想纷纷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本土化改造基本完成。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3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本土化改造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这个构建过程，以改革的形式不断丰富，不仅表现为新指导思想的不断呈现，也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等不断形成。

但是，七次三中全会一路走来，改革的风帆并不总是顺风顺水。因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不仅是成就的积累，也是矛盾的积累；不仅有人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价值来诋毁中国的改革成就，也有人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来攻击现实改革的薄弱之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过去的计划体制、现实成就与矛盾交织的改革基本盘面，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不对称、不同参照标准但处于同一体验空间的互动网络，现实的改革面临结构性突破和整体性提升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总结、梳理和肯定3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要维护改革的基本盘面，压制极左力量否定改革开放，也防控极右力量搅乱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要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上，尽早定型它的基本内涵、基本制度、基本关系、运行机制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个时间节点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从这个安排看，中国共产党是希望用一个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向历史、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作一个圆满的交代，这个努力在新中国前30年历史中失败，在后30多年中一直在尝试。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解读

根据公报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确是一份内容“全面”的决定。虽然只有5千字，但公报提到系统部署的内容有十五个方面之多，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深化改革的领导。这十五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主体架构，再加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从公报内容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较新的提法。从执政党的角度讲，国家建设的任务，一方面是制度的完善和成熟，这是静态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过程、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动态方面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表现为制度的完备和定型，也表现为制度运作的有效性、规范化和程序化，内部关系的和谐与顺畅，以及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和参与者高水准的公民素质和合作意识。全会将以前的“社会管理”提法改为“社会治理”，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面临恐怖主义活动、黑恶势力蔓延、极端宗教组织活动、各种新型有组织犯罪现象以及特殊人群管理的必要之举。同时，由管理向治理的演变，也意味着强化执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力量的共生、合作、互动。

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起决定性作用”不同于以往“起基础性作用”，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加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权重和程度，进一步凸显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抵消掉一部分政府原有的活动空间。同时，又增加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说法，这说明中央认识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认识到弥补市场失灵不仅要发挥政府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否则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风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总体要求是斩断政府的“掠夺之手”，限制政府的“调控之手”，强化政府的“扶助之手”。

从公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价值取向，除了坚持市场化之外，也强调公平正义、法治、协同性和稳定性。报告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财富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断裂趋势日益明显，城乡发展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和行业收入失衡的现象也越加突出，要求公平正义的改革呼声超越以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公平正义的突出强调，将为以后十年的发展定调。对法治的强调，亮点在于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确保司法独立，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协同性着重于强调改革要“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求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稳定性表现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实际上，协同性和稳定性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表述，这是对改革激进派和改革反对派的回应。

根据公报内容，财税体制将面临重大改革，“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是对当前预算软约束、重复征税、中央与地方税权和事权不相称等问题的回应。报告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又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更多产权意义，农民的土地流转也将能够与市场挂钩，从而得到更多的利益补偿。公报指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求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这是对当前腐败高发、群发、集中领域发生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此外，公报还提出“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个表述也意味着在信息化条件下，面对全球军事变革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实使命，我国的军事体制和军事政策将深度调整。此外，公报还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更加国际化的一些举措，有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生态环境、国有企业、基层民主等热点问题也均被覆盖到了。

相对来说，与十八大报告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没有新变化，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发展。在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强调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并要求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对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着墨也不多。这说明相对于其他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仍然比较慎重，而经济制度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市场体系中的金融与科技体制的市场化取向尚不明确。

总体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主体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建设内容和加强党建的宏观布局，有重点、有主线、有突出、有新招；既涵盖了传统的制度领域，又新增了动态性强的时代内容，虽然有些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意图和路径尚不明确，但整体上也构成了一份全方位、宽领域、多维度、系统性的改革纲领文献。

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未来展望

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35年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此后的改革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建党100周年之际，一个成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样板将使中国共产党载入史册。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蓝图，将会得到认真对待和严格贯彻，这是共产党这种紧密型政党的组织优势。

全面地、深度地改革能否成功，主要表现为改革能不能持续下去以及能不能达到应有的目标，这将取决于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中国政治周期的正常运转。中国政治的节奏和周期性自1978年以来逐步成型，重要会议的定期召开使得重大决策窗口的开启也具有周期性。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或者说从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来，每一批领导集体的执掌时间大致为两届十年，这几乎成为权力承袭制度潜规则。而每一批领导集体上台，都会出台带有指标性的改革方案。如果这个政治周期不发生变动，至建党100周年时，目前的领导核心仍然具有对该改革方案全方位的掌握能力，这也是众多人认为这次改革将影响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基本原因。第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能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又是改革的基础条件之一。经济的可持续能力，受制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主要考察指标是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环境承受力、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经济发展的分配机制等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逐年增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路径越来越窄，内需一直疲软不足以支持一定强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风险将直接影响此次改革的前途。第三，社会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同样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中搞改革和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中搞改革，二者面临的社会承受力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承受能力与期望值、就业、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发展的均衡性、信息化水平、公民的政治意识、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总体来说，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期望值肯定会高于当年的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期望值，但现在的社会承受力并非一定高于当年的社会承受力。第四，政府执行力。改革的意愿明确，但利益分化的格局是明显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党独大，但党内有派是不争的事实。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利益集团对政治执行的绑架、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滞、政府体系中条与块之间的区隔等等，都将深刻影响政府改革的执行力。第五，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高度发展的环境下，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的变化，会对我国国内的全方位改革产生影响，在领土争端失控或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等特殊环境下甚至对国内改革能够产生严重冲击，事实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增加而非减少。

当然，这份全面的改革蓝图不会一次性铺开，就其内容必然会有一个宣传、动员、选择、试点、行动和监督评估的过程，因此，展望改革的整体结果为时过早，不妨先看看改革的阶段性进展再作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