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2009年直至孙玉芳丈夫病逝，她都没能看到这笔欠款归还。今年1月，孙玉芳要账的事被安徽省内媒体进行了报道，但没过两天，好久没联系的儿子却从上海给孙玉芳打来了电话。
孙玉芳：你气死了，你气啥？那个时候你能不知道，你们都吃不上饭，从早晨卖到黑，你都吃不上饭，我问人要钱，你气啥？
解说：在儿子看来，孙玉芳讨债的举动在这个平静的小镇里是是出格的行为。电话最后儿子以不回家过年相要挟，要求孙玉芳别再讨债。
孙玉芳：其实我睡在这后面屋里，我看过的很，我一看电视，看人一家子团团圆圆的搁一块，我就哭，我就蒙着被哭，哭完了我还看，我比谁哭得都多。
解说：儿子的反对并没动摇孙玉芳讨债的决心，这一次她决定镇政府门口等着现任党委书记宋刚要账，双方谈了一个多小时，宋刚提出分批对这笔欠款进行偿还，然而有了过去的教训，孙玉芳不敢在轻信镇政府的话了。
孙玉芳：我再也不敢相信你了，这样的，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了。
宋刚：你坐，你坐。
孙玉芳：要一回要不着，要一回要不着，要我可有时间天天跑。
解说：最新的情况是，因为媒体介入，那笔被拖延了20年的欠款昨天由政府归还给了孙玉芳。当我们询问她拿到钱的感受时，她没有多说，更多的是在忧虑儿子们，今年是否会回家过年。
孙玉芳：儿子打电话，吵架了，过春节都不回家了。现在都没有在家，就我一个人在家，他觉得要钱得罪不少人。
评论员：打了29张欠条赊了5万多块钱的饭钱，20年都没有还，的确是让人很瞠目结舌。也难怪有不少的网友称其为是一朵奇葩。而且这5万块钱，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对于孙玉芳来说可能就是救命的钱，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她的经历。
从1990年，孙玉芳开始开这个饭店，因为这个镇子不大，这个饭店是镇子里面唯一的饭店，于是成了镇政府的定点饭店，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镇政府的人，去那白吃白喝，开始打欠条，一直到2005年饭店垮掉。实际上在这15年的时间里面，孙玉芳有去镇政府要过这个欠款，但是只要到其中很小的部分，她甚至已经放弃了，就说算了，这件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要钱了。事情的转折点就出现在2007年，她的丈夫得了重病急需用钱，所以她不得已又去镇政府要欠款，结果没有任何的结果。
在2009年的时候，她的丈夫去世了，她要拉扯4个孩子长大，生活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又再去向镇政府要欠款。这个时候镇政府还欠她5万多块钱。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在地方在基层来讲，是典型的一个案例，如果你和镇政府搞好关系，似乎你的日子才能过的踏实。但是，我们看到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孙玉芳不会向镇政府要钱，而且在这个要钱的过程当中，她的家人是持反对态度，都不支持她。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现状，你去要钱，就怕得罪了领导，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如果你不要钱，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在这样的矛盾下现状之下，我们看到了孙玉芳的无奈。
另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孙玉芳凭借一己之力去要这个欠款是花了20年的时间，但是今年的1月7日，经过媒体开始报道她的要债的经历后，一直到1月13日她拿到了全额的欠款，这当中仅仅是6天的时间。一边是20年，一边是6天，这一方面不仅仅是反映的媒体的力量，另外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中央的八项规定实施以后，所引起的社会效益。就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的记者也是给我发来一个条短信，说今天晚上安徽的亳州市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要求马上开始清理乡镇的所有历史性的旧账，而且严禁打白条，严禁新官不理旧账。虽然这个来了晚了一些，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在这之前，孙玉芳自己所保存下来的几张账单。这个是1993年，时间比较早的账单了。我们看到电力部门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吃的饭，这一顿饭花的钱在当时来看，是40多块钱，这可能是数额比较小的一张账单。还有一张账单是1998年的4月份到7月份，三个月的时间里，计生办吃的饭加起来总共是6000多块钱，而且有意思的是，不仅仅看到了计生办的签名，而且签名的不只他一个，而且有好几个领导的签名。第三张，这个是孙玉芳自己手写的个人的记录，这个有请派出所吃饭的，有县计生委来人检查工作，县里来领导等等都是上面来了领导之后搞接待，然后欠下的钱，一共是1481元，积少成多，到最后一共欠了她好几万块钱。那么，到现在为止，好在孙玉芳最后拿到了全额的欠款，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还清了她钱的镇政府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