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沈阳2013年10月21日，雾霾中的毛主席雕像
2013年2月25日，济南受雾霾影响，全市中小学开学仪式全部在教室内举行，减少学生室外活动。一所学校的开学仪式只有3名学生升旗，操场上空空荡荡。
原标题：年度关注：霾中国
“同呼吸，共命运”，在2013年的中国，这已不仅是梦想感召下抽象的奋斗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局面。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只要暴露在空气里，谁都逃不掉。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至少出现过两次口罩脱销的现象：一次在SARS肆虐的2003年，那年年初，北京遥望广州人民戴着口罩出现在球场观众席上，起初觉得夸张，后来疫情气势汹汹冲入北京城，恐惧与保护变得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灰霾的效应没有疫情猛烈，但时时渗入肌理。从2010年底美国驻华大使馆测出北京PM2.5数值达到超出仪器指标限定（500）的595后，这个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在一系列涉嫌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件（如外国运动员戴口罩赴京或以“空气差”为理由直接抵制来京参加比赛、“北京咳”写进旅游指南、美领馆空气污染数据与中国环保部产生极大矛盾等）发生后，越来越强烈的直接观感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确存在。2013年，南中国看着爆表指数从北而来，一路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意识到大家共同的命运：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果埋单。
谁都逃不掉
2013年12月的第一天，上海，一大早，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退休教授蒋大和带着自己新买的单反相机去南京路，拍摄当天的马拉松比赛。在这座以活力著称的城市，上万人参与的马拉松是热爱运动的人们的一大盛事，而就在那一天，上海的空气质量达到了5级重度污染，开启了长达一周的重度灰霾生活。在这个曾被认为空气质量还算不错的江南城市，这是今年的第二次。
第一次达到5级重度污染是在8月7日前后，夏日里最热的几天，机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在阳光下发生了光化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导致空气中的臭氧严重超标，小时浓度一度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天空变成粉蓝。幸而，臭氧超标最严重的正午，几乎没什么人走在街上，对粘膜具有严重刺激性的臭氧并没有造成很大范围的影响。那次臭氧超标，因为其局地性以及与极端天气的高相关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然而，12月1日开始的这次时间长、覆盖面广的灰霾，却没那么幸运了。
在年底上海灰霾严重的时段里，刘振涛（化名）被朋友们大大嘲笑了一番。按理说，他做互联网创投，在北京最合适。但两三年前，他带着家人从北京搬家到上海——因为觉得空气不对。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PM2.5。就在他研究了各种净化器和各家净化器公司并决定投资给哪家之后，灰霾跑到上海，赏了他一个极难看的脸色。本地人甚至开玩笑：在北京是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可在上海，是掏出100元看不见毛主席像。
一些人想到逃离。专栏作家叶檀是暂时迁徙中的一员，她逃到浙江莫干山脚的小城德清，发现那里也笼罩在灰霾中。
年末这次灰霾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很多。比如，这次灰霾的首要污染物是PM2.5，这种细颗粒物近来正因自身强大的影响能见度和身体健康的能力而为这里的居民所熟知。在这一年里，如同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这种颗粒物圆满完成了一篇首尾呼应的习作——那篇作文的开头写道：这一年的1月，一场大范围的霾波及了17个省市，整个1月期间，京津冀地区只有5天空气良好，在最严重的一次霾过程（9-15日）中，北京的PM2.5小时浓度最高值一度达到680微克/立方米，大于300微克/立方米的时数超过了46小时。文章接近结尾处，12月的第一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科学家李芳军在自己的博客中为7张来自NASA的观测影像配文说：“12月第1周，就在大家忙着总结2013年度的得与失时，灰霾大势扫荡全国，华东、南、西、北、中等地区无一幸免……”陆续有25个省份、一百多座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出现灰霾天气，覆盖了中国将近一半的国土。此前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有20个省104个城市严重污染。就连公认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南，省会城市海口也出现过轻度污染。拉萨出现的浮尘天气，则让人们哀叹“中国已经没有净土了”。
面对灰霾天气，起初有媒体想表达尽量乐观的态度。央视网发表评论《灰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说，灰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这种调侃中的无奈让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无法理解，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嘲讽说，这个看法“富有建设性”，同时这种“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倾向也遭到国人的批评：灰霾不宜拿来开玩笑。
帕提？沃德米尔观察到，面对空气，需要在室外活动的平民百姓显得束手无策。广场上跳健身舞的大妈下定决心：如果PM2.5浓度超过140微克/立方米，她就不跳了。但实际上，她最开始的标准是110，随着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她将标准上浮了3次。帕提？沃德米尔说，他也在考虑是否要将监测空气污染的应用软件从手机 上彻底删除，以免自己陷入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