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的观察，终结劳教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源于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若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劳教案件。
这些案件包括，以任建宇、彭洪、谢苏明、黄成城、戴月权、方洪为代表的重庆系列劳教案，湖南永州唐慧劳教案，辽宁营口80岁老兵刘春山劳教案等。
“随着这些案件的曝光，劳动教养制度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废除劳教的呼声不绝于耳。”徐昕说，“劳教制度，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最多长达4年，且可重复劳教，违反《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的规定，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必须立即废除。”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认为，废除劳教有两大原因，一是从2000年《立法法》颁布以后，劳教就开始处于违法状态。2000年《立法法》一颁布，限制人身自由须由法律来定，行政机关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二是劳教决定没有经过司法化，它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而是公安机关来定的，劳教委员会也没发挥作用，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安一家说了算，“这两大缺陷，导致了劳教关押上访人员、打击报复等情形”。
徐昕说，“每一起个案，每一声呼吁，都是力量的积累，只为等待最后的临门一脚。”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习近平接着说，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劳教制度“高墙”的最终倒塌的背后，也是众多个体用自由甚至生命代价“倒逼”的结果。
新与旧之间
从表面上看，废止劳教制度可以视为坚决要求废除劳教制度人士的一次完胜，但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此前官方的表态中，一直使用的都是“改革和完善劳教制度”这样的表述，“废止劳教制度”这样的表述是第一次写入官方正式文件。
直到今年1月初，中央政法委将劳教改革列为今年四项重点改革之一时，使用还是“推进劳教制度改革”这样的表述，并未明确指明改革的目标是“废止”。
长期以来，对于劳教制度的存废，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观点殊异，举其大端，有“加强派”、“废除派”和“改革派”三大派别。
“加强派”认为劳教制度实施以来，不仅为稳定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改革派”认为，劳教制度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思考劳教制度只能立足改革、完善，而不能立足废除，一下子把实行了多年的劳教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
“废除派”则认为，劳教制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违宪违法，必须立即废除”。
事实上，如果仔细分辨“改革派”和“废除派”的主张，其实不无相通之处。“改革派”更愿意在承认劳教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如批准程序司法化、用相关强制教育法案替代现行法规等。在“改革派”看来，这样的做法或许有助于减少阻力。
徐昕等人则是“彻底废除派”的坚定代表，绝不妥协。在徐昕看来，劳教的罪刑极不相应，轻微违法行为所受处罚比管制、拘役甚至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刑罚的惩处更严厉。
法学理论界的争议终于在2013年基本上画上句号，从这一年年初起，劳教制度开始慢慢走向历史。在1月7日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积极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并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前，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
孟建柱的表态自然代表了中央决策层的决心与态度。自今年3月后，上海、广东、云南、山东、湖南、四川等省份公安机关陆续暂停了新的劳教审批，尚在“服刑”的被劳教者也相继走出劳教所，多地被劳教者几乎释放完毕。
更多曾经的劳教所开始“变身”。团河劳教所，这座曾经是北京市最著名的劳教所，也已于今年7月改名换牌为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