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维稳、劳教”循环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劳教制度，最初的设计中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数十年演变，劳教范围急剧扩大，北大法学教授姜明安称之为“+X”。他说，“劳教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实际上，劳动教养已被异化为维稳的工具。”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律师在抨击劳教制度时称，一些地方官员已经把劳教制度当作对待上访户的“神兵利器”，以此作为掩盖社会矛盾、堵塞老百姓呼声的高效方式高频率使用，遇到长期上访户，让设在公安局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盖上章，马上就送进了劳教所。
2008年3月刚从劳教所释放，姜家文再次赴京。当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克宁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规定，也违反《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
不过，姜家文面临的是又一次被劳教。2008年奥运前夕，当他被警察带到北京一家宾馆的一楼大厅时，姜家文拿出刀片往自己的手腕割了一刀。押回丹东后，他被认定扰乱了宾馆的正常秩序，予以劳教。
“从那以后，我几乎不再上访，我没有了家，只有呆在北京。”姜家文说，每一次劳教因上访而来，他是令当地政府头疼的维稳对象。
劳教所、北京、劳教所，多年来，这似乎是姜家文的两点一线。他近乎偏执地蜗居在北京，寻求自己认为的公正。
姜家文的租住地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北京远郊，那是一条地铁线的终点站，下车后还要坐上一趟公交线，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租金为200元/月，加上各项花费，一个月开支接近1500元，对于姜家文这样的下岗工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稳定。他先后搬过十几次家，“每次都是房东在警察的压力下，提高租金，我们付不起，只好另搬他处，离城市越来越远”。
经历数次劳教，姜家文说自己已不再像4年前，辗转于各相关部委，寻求自己所要的公道。他只是习惯呆在北京，2003年离婚之后，孤身一人，家已不在。家人的支持有限，孩子32岁结婚办酒，他身在劳教所而不能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