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标准是什么？”我问李开复。
“如果妥协了，未来会不会更好？网民能看到更多信息，以后会要求更多自由。那就应该做。”
李开复维系着紧张的平衡，他也慢慢读懂了中国政府机器的运转：“中国政府无统一利益，只有具体的部门利益：商务部、外交部希望外企发展好，国新办在乎网上言论的和谐，公安部想要打击违法犯罪，工信部负责行政审批……要去了解这个部门的头是怎么想的，往往可以从过去的履历看得出来……”
理解规则，并不意味着可以入乡随俗。请官员吃饭不能超过30美元、送礼不能超过20美元，Google有着一套严格的规定。李开复坚持不送礼、不吃饭，“要不然太丢人了。”为适应中国式竞争，他还曾建议“购买流量”，却遭到总部拒绝。最后他动员工程师去大学演讲，上电视节目，吸引用户。
Google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高，在移动搜索、地图应用上成了行业老大。随着2008年奥运会来临，国家形象也日益开放。互联网管理者展示出配合意愿，Google逐渐被政府认可，李开复成了各种国家级会议的座上宾。关系最融洽的时候，他被邀请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他成了双方都信得过的人，“他们知道我不是个捣乱的人，两边都知道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难以维持的平衡
奥运会之后，形势突然转变。YouTube、Facebook等网站相继无法打开。一个受访者回忆，官方要求取消那个妥协方案里的链接按钮，李开复带着几套方案飞回总部，希望能把按钮藏在二级菜单，可总部也态度强硬，绝不妥协。“即使搜索份额下降，也毫不在乎。”
回中国后，更多危机随之而来。2009年6月，李开复到北京一家事先约定的酒店。推开会议室大门：十多位来自中国互联网监管相关部门的官员等待着他。他被通告Google涉黄，随后他被要求递交道歉信。
不道歉直接得罪政府，关系恶化后今后更难相处。正式道歉等于承认触犯了中国法律，Google就要去美国相关部门“自首”。
“最后我们就写了‘非常遗憾，对于贵国的法律和法规有了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看起来就觉得道歉了，英文就是‘Misunderstanding of Your Law’，留有想象空间。”李开复摆摆手说，“你说做这样的事情有成就感吗？”
牌照门、涉黄门、漏税门，李开复吃力地闯过一个个关卡，“把一只手一只脚绑着跟百度竞争”。“中国互联网会越来越开放”似乎已是无法兑现的幻想，总部对李开复逐渐失去信任。
官员倒是对他仍有好感。一名受访者提供了一个细节：涉黄风波最严厉时，李开复在某部门遭到严厉的训斥，当他灰头土脸地走向停车场时，身后传来了浑厚的男中音，原来是刚训斥他的官员：“开复留步，刚才跟你谈的都是工作，稍微严肃了一点。我儿子是你的粉丝，来来来，这是你的几本书，给我签个名。”他们偶尔还会请李开复为其子女辅导和指点。
另一次，一名副部长到Google总部访问，向他们称赞：“李开复是我见过的最理解中国的商人，既能够很好地代表贵公司的价值观，又很理解中国的现状，我希望他可以继续做下去，无限期。”
4年过去了，李开复发现“政府对Google的信任从很低到后来变得中上，又回到很低的状态”。本土互联网企业摆脱了幼稚的模仿，开始快速崛起，腾讯市值曾经只有微软的百分之一，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互联网公司。跨国企业的光环随之褪色，马化腾、马云等本土企业家的奋斗史，被塑造为新的青年神话。
“自主创新”口号日益响亮，李开复研究政府五年规划，“对中国自主创新，Google是逆着来。现在我就顺着来吧。”他又想起青年导师的身份，于是“所有的点连起来”，就有了创新工场，一家做早期投资和创业平台的新公司。刚刚熬过风波的李开复再次吸引了媒体目光。他出书，演讲，一路被热捧。这次的主题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