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喜军原本盘算的藏匿方法，是租个小旅馆躲一阵。3月5日，也就是犯下命案的第二天，他到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小旅店登记入住，预交了500元押金。他跟新婚才几个月的妻子说，自己可能有牢狱之灾，要出去躲一阵子。妻子与他远在公主岭的姐妹们通电话，凭借着周喜军要存车的事情和其他细节，她们拼凑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全城搜捕的偷车贼也许就是周喜军。妻子和他的妹妹陆续给周喜军打了电话，逼问偷车的事情，周喜军再也瞒不下去。3月5日下午16点，周喜军打110向警方投案自首。惊动长春全城的搜寻，至此结束，所有的祈祷，最终只等来了最残忍的结局。周喜军带着警方指认了所有现场，在30厘米厚的雪层下面，揭开编织袋，小皓博的遗体真的在雪地里。
许家林的超市已经重新开张了。他明白，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何况他上有老下有小，妻子的状况又比他更糟糕。许家林的妻子受不了打击，产生了应激性的精神障碍，住了10天医院，医生说需要慢慢调养。出院以后，妻子的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候说话说得好好的，突然冒出一句，我要去看看我儿子。”许家林说，“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会吓一跳。”白天还好些，晚上更糟，“她老是睡不着，醒来就哭，整晚哭”。
小皓博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处理了，现在只有电脑里还存着照片，可是没有人足够坚强到可以打开电脑去看这些照片。5月15日，离一审开庭还有两周，许家林的父亲去世了。这是对许家林的另一场打击。他很清楚，父亲是多么盼着有个孙子，皓博来临之后，父亲是多么喜悦，每天在家里就是盯着孩子开心。而皓博遇害之后，父亲的情绪多么愤怒，激动起来，就在家里大声咒骂凶手。本来就有脑血栓后遗症的身体，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家里最坚强的人，是许家林的母亲。她先后承受了孙子和丈夫去世的打击，默默打点好家里所有的事情，等到超市重新开门营业，更是忙里忙外，每天都不停歇。母亲的坚韧，让许家林惊讶又感佩，说起母亲的时候，他一直压抑着的情绪终于有了释放，眼里闪着泪光。出事以后，许家林是茫然无措而厌世的。“每天躺在床上，就是哭，什么也不想做，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人生也没意义。”
家里的变故，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女儿。虽然他们以前就不让女儿看电视，但她还是从同学们那里知道了整件事情。这个10岁的小女孩，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懂事，她从不主动提起弟弟的话题。只有一次，有一天晚上，和奶奶相伴着从超市走回家，半个小时的路程里，她主动提起了弟弟的事情，安慰奶奶要想开一些。可是即便如此懂事，小姑娘的心里还是埋下了恐惧的阴影，她从此不敢一个人待着。每天上学放学，都需要家人接送，放学之后，也不能一个人回家，于是许家林就会把她接到超市，一家人待着，直到很晚关店，再一起回家。
5月27日的一审在长春中院开庭，持续了半日的庭审之后，当庭宣判，周喜军被判处死刑。但是许家林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支持的赔付只有1.7万元，仅仅只是小皓博的丧葬费。这个数字，甚至比周喜军因盗窃被判处的罚金(5万元)还要少。
在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许家林的律师齐兴茂已经知道赔付会是这样的结果。在小皓博出生之前，齐兴茂已经跟许家林认识了，他代理过许家林岳父被邻居打伤的官司，最后调解结案，许家林对他很认同。小皓博的事情发生之后不久，许家林也跟齐兴茂咨询过一些问题，比如他对警察的不满和困惑。齐兴茂跟所里做了申请，无偿代理了这个案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新的《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开始生效，根据最高院指定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附民的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其实，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如何确定，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法院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否应纳入赔偿范围。这是因为，按照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在赔偿金额中要占很大比重。例如，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仅死亡赔偿金一项一般就可赔偿40万元，丧葬费等费用则往往不到2万元。但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状况差、赔偿能力弱的，有的被执行死刑或者其他刑罚后，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赔偿责任，相关判决往往成为“法律白条”。根据最高法院的一项调研，凡是在刑事案件中套用民事标准，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赔偿范围的，赔偿到位率都极低。如某中级法院2010年判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35件，赔偿总额641万元(平均判赔18万元)，由于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判决后赔偿到位率为零。
